共和国开国将帅之痛:中将当众打上将耳光

时间:2016-06-2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陈再道(1909-1993),原名程再道,湖北省麻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之一。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红四军一师排长、连长,红十一师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是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生于湖北麻城乘马岗区程家冲。1926年冬起先后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1927年在大别山南麓参加秋收暴动后,参加黄麻起义,随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随部队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游击斗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排长、连长,第4军11师32团3营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曾在围攻麻城战斗中负伤。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边向川陕边转移途中,总指挥部于陕南彷徨镇附近遭国民党军堵截,他率全营急速回援,从敌背后猛突进去,打开缺口,接着又殿后阻挡追敌,掩护总指挥部安全转移。为此,方面军总部授予32团“以一胜百”奖旗一面。1932年底起任红11师第31团团长、师长,参加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曾率红11师歼灭竹峪关之敌并乘胜追击60余里,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反攻作战的后顾之忧。长征中,入红军大学学习,任红4军副军长。到达陕北后,任军长,率部先后参加甜水堡伏击战及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七亘村、黄崖底和长生口等战斗,初步取得了对日作战经验。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4月率部巧妙越过日军戒备森严的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未受任何损失。东进纵队进入冀南仅3个多月,即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县抗日政权,部队也由500人发展到1万余人,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和开展平原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初,率冀南军区部队与冀中、冀鲁豫兄弟部队一起,先后两次实施讨顽战役,给破坏抗战的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以毁灭性打击。5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参加领导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8月率冀南部队10个团参加百团大战,对平汉路、德石路进行破袭战,积极主动出击日伪军,歼敌2000多人。1943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等战役。1946年9月率2纵参加巨野战役,在龙堌集成功阻击国民党第5军11天,成为此次作战的模范防御战例。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后发起鲁西南战役。他奉命统一指挥7个旅,经过历时12昼夜的激烈战斗,占领金乡城西北的羊山集,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并击落两架敌机,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此举调动了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战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作战。继而进军大别山,并与兄弟部队并肩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在淮海战役中,率2纵先后参加了堵截合围黄维兵团、阻击李延年兵团的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在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顺利进行,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1949年2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十余万部队彻底清剿匪霸,到1950年共剿灭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土匪及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十余万,稳定了中原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1972年起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蒙受不白之冤。文革后,在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强调抓铁道兵的全面建设,出色完成了施工生产的各项任务,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

  故事

  “文革”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

  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百万雄狮”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焦点是“百万雄狮”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矛盾日益加深。“百万雄狮”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早在7月20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也常受冲击。这是因为,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故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4月6日,江青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嘛!”武汉激进派 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令“百万雄狮”不满的是,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这样他们就成了“保守派”,而当时“保守派”被视同反动派,他们岂能接受。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总理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组织对立情绪,也引起了“百万雄狮”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极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同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讲话。王力公开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第一课讲起。”王力的话,激怒了在场许干部,大家纷纷怒目而视。

  当夜,“百万雄狮”一部分人上街游行,以示抗议;另一部分人涌人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把“百万雄狮”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20日7时许,“百万雄狮”代表二百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宾馆,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见王力赖着不走,便将王力抓出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四号楼,要他回答问题。下午,“百万雄狮”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上街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到处是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声。7月21日,武汉大街上出现“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的大字报和标语。

  在“7·20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此时一下子被狂澜卷到最前沿,他走不脱,又躲不开,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官兵端着枪上了大街。部队支持“保守派”,反对中央文革,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的由来。

  其实,武汉“7·20事件”是由于谢富治、王力支一派压一派引起的,然而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时,林彪、江青等人却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所谓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其处理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来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央文革随即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即上海“一月暴乱”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就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报告,挥笔批上“完全同意”四个字,并指使儿子林立果写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制造舆论。

  至此,陈再道、钟汉华在劫难逃。

  7月23日凌晨三点,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要他和钟立即赴京“开会”。7月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汽车将他们接到京西宾馆,安排在第九层居住。陈到京之前,周恩来为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嘱咐宾馆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并增派了警卫部队。可林彪、江青另搞一套,在陈到京的当晚就组织了造**派冲进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藏进电梯,尔后将电梯停在两层之间。周恩来担心陈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派弄走。傅回说:造**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吧?于是,周恩来又找谢,要他动员造**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找到谢富治,正好找到系铃人,谢一出面,造**派很快就撤了!可这伙造**派刚撤出,“三军造**派”很快又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原来这是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个几天!”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执行林彪的第二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并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第二天,林彪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以壮声势。7月26日下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陈见通知上居然称他为“同志”,甚觉蹊跷,因为他到京虽两天,但已嗅到林彪、江青等人非要将他打倒不可,为何又称同志了呢?原来在通知下面,还有中央复电全文,上面有毛泽东批语,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字,林彪等人整死陈再道易如反掌。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事实上,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则摆出斗争陈再道的架势。从会议座位安排就可以看出: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葵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果然,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就被勒令站着,像接受审判一样。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狮”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并一箭双雕。原来这天早晨四点钟,叶群打电话命吴法宪在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有了叶群的点拨,吴法宪一上来就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又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就差没说应该将陈再道枪毙!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勒,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愤然离开会场。陈再道挨了打,仍据理申辩: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不等他讲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先撕陈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派,有造**精神!

  这时,陈再道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心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重要成员,如果他能说句公道话,也许会好一些,于是他向康生求救:“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快60岁人了,我革命40年……”万没想到,康生立刻拉起长脸,恶狠狠地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他这一说倒将陈再道置于死地,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毛泽东称陈再道“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讨论,而林彪、江青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站出来反对,就让他和陈再道下场一样。吴法宪深知其意,便充当了林彪、江青的急先锋,以争取林彪的信任和重用。 (张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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