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艺复兴时期:女修道院成为“贵族妓院”

时间:2015-06-1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导读:许多修道院是生意兴隆的妓院。“奥古斯丁会的修女到夜里都希望枕头土有两个头”,“许多修道院里,床底下总是有两双鞋”,“僧侣兄弟早晨看见方丈床底下有双女鞋,方丈说:哪个花园里都有杂草。”’机要秘书布克哈特谈到罗马时说:“罗马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这些言语都是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修道院描述……

       本文参考:《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


       女修道院显然很早变成了“贵族妓院”,僧侣大概对俗家人士的横刀夺爱不甚满意。于是奖励修女同僧侣共破色戒,认为这样的破戒罪孽较小:一个修女受到肉欲和人类弱点的诱惑,违背了绝色的誓愿,她如果是同僧侣破戒而不是委身于俗人,那罪孽较小,能得到较为宽大的处理。种种恶习,甚至加在一起,都赶不上罗马教会主要在文艺复兴时代表现出来的纵欲。文艺复兴时代的色欲横流,在修道院的历史条件中正好找到了极有利于纵欲的土壤。

  随着时间的推移,独身制在教会的手里变成了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它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当然是由于它的经济意义。教会积累起来的财富靠了独身制得以集中而不致分散,得以代代相传而不致消失。

  既然天主教这样的宗教团体共奉一个大权独揽的首脑,那么,各修道院领地凡有所扩大,都表示着整个教会势力范围的扩大。僧侣的独身,是把僧侣同地方的、局部的利益分开的惟一手段,能让僧侣成为下级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乖乖听命于教皇。放弃绝色制度,对于教会来说,不啻是放弃统治的可能性。随着修道院日益成为教会重要的统治工具,特别是随着独身制在积累大量财富方面的好处日益明显,最初是为了本团体的利益而自愿作出的、自由遵守的决定,如今变成了所有僧团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在11世纪,格列高列七世颁布了禁婚敕令,宣布神父一概不得结婚。一度悉听自便的节欲逐渐变成了必须执行的法律,绝色的誓愿被宣布是最高的德行。

  然而,血气的力量要比人为的规定更强大。只有部分僧侣能驾御血气,控制血气。所以,最严格的救令和惩罚都没有什么成效。最丑恶的反自然恶习开始蔓延,而比是明目张胆,而针对这恶习发布的敕令也同样的直言不讳。巴黎举行的教会会议决定要注意别让“修士和神父搞鸡奸”,“主教们应仔细检查卧房,封死一切可疑的门及其他危险的地点”,别让“修女们睡在一张床上”等等。因为引起这类恶习的原因并没有消除,所以这些措施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奏效。正因为这样,教会方面节节让步。到最后,绝色已经不是彻底弃绝色欲,而只是像上面所说的,排斥那种会使教皇的财源减少、势力范围缩小的性关系形式。

  不准僧侣结婚,同时却允许他们有情妇。这一让步之所以明智,在于教会的剥削策略能从这让步中取得极大的好处。

  宗教狂往往满足于这样的要求:“如果做不到圣洁的生活,那至少别明目张胆干见不得人的事。”这个要求由来已久,最早的抗议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1020年在帕维亚会议上,本尼狄克八世指责僧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偷偷地犯罪,而是明目张胆、彰明较著地为非作歹。达米亚尼主教也是在11世纪写道:“如果神父偷偷地寻欢作乐,那还可以容忍,但是公开养个姘妇,还腆着个肚子,带一群吵吵闹闹的孩子,那就不能不叫教会感到耻辱。”有时,教皇确实觉得自己过于宽大,问心有愧,以致圣心震怒,加重了处罚,提高了神父非法姘居的税额,而且幅度很大。教皇大怒,有两个好处:他对罪人处理较严了;教会的财富也有所增加。

  德国、西班牙、法国,当然还有意大利,不少修道院没有一间禅房是清净之地,夜里总有客人上门,或男客,或女宾。在许多地方,修道院是附近一带贵族最喜欢的客店。威风凛凛的骑士在那里受到最热情的款待,维纳斯赐予他最酣畅的欢娱,其他任何地方在这方面都比不上修道院。客人在这里寻花问柳,丑态百出,比在妓院更加放浪,而且还不用付钱。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力量,只是充沛的体力。许许多多的小说和诙谐故事里都有这方面的描写。修道院常常是最好玩的娱乐场所,所以贵族常常成群结队到这里来住几天,跳舞,弄音乐,做游戏,以及享受维纳斯的其他礼物。我们从许多文字记载中得知,在这样的贵族来访期间,修女的表现可以同最老练的爱情祭司比个高低。这类娱乐百分之九十到最后会变成群体的通淫,任何纲常都置诸脑后,一切欲望都任意发泄。

  修道院里生活淫乱的后果,首先是“院墙里传出的不是唱赞美诗的声音,而是孩子的啼哭”。俗话反映了这类司空见惯的事情。“真奇怪,黑鸡的种,怎么出来了个白鸡蛋!”一个修女看到她的孩子长得不像那个本笃会修士,不由得惊奇地说。另一个修女生了双生子,悲叹道:“真是祸不单行!”俗话表明这类现象很普遍。“女修道院没有育婴堂,就好比庄稼人没有牛棚。”

  淫乱的另一个后果较为悲惨。在修道院里,往往只把生孩子视为“罪孽”,尤其是生孩子有诸多的不便。所以女修道院盛行杀婴和堕胎。修女生孩子是最大的罪孽,所以盛行堕胎。

  保罗三世在当教廷驻安科纳使节的时候,曾经因为强奸了一位年轻贵妇而不得不逃跑。他为了当上红衣主教,把自己的妹妹朱丽亚献给了亚历山大六世,自己则同二妹乱伦。卜尼法八世把自己的两个侄女纳为外宠。亚历山大六世任锡耶纳红衣主教时,主要的事迹是同别的主教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举办夜间舞会和晚会,邀请本城的贵妇淑媛参加,会上放荡异常,而她们的“丈夫、父亲和亲戚则不得人内”。庇护三世的许多情妇替他生了十二个子女。


  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几位教皇由于荡检逾闲而得了梅毒,其中有亚历山大六世、裘理二世和利奥十世。裘理二世的御医写道:“真是说来难为情,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是布满了可怕的淫乱的迹象。”据御前典礼官格拉西斯说,每逢星期五,他没法让人按惯例吻他的脚,因为他的脚患梅毒全部腐烂了。

  宗教改革时期有一首讽刺诗,假托一个得梅毒烂掉了鼻子因而动手术的高级神职人员说话。这个脸上有梅毒特征的神职人员在诗里对自己的鼻子发表了一通声泪俱下的演说,把鼻子叫做“红衣主教,睿智的明镜,永远不会误入异端;教会的真正的柱石,堪为众人的楷模”,表示希望“它将来还会当上教皇”。

  除了这“自然的淫欲,还有反自然的淫欲,同样也很猖獗”,教会如果不从这些秽行中捞些好处,那就算背离了至为神圣的传统。荷兰神学家韦塞尔曾长期在罗马居留,是教皇的朋友。据他说,历任教皇都容许反自然的淫乱,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反自然的淫乱在高级神职人员中十分普遍,以致民间众口喧腾。这风气由来已久,11世纪时达米安主教便在他的《戈莫尔书》把它归纳出一整套。什么都得有序,连丑行陋习也不例外。

  教皇宫廷里时兴的娱乐也很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最最美丽的高级妓女是教皇宫廷和红衣主教府邸的常客,在那里露面的频繁,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她们在那里参加喜庆活动,始终是那里最为璀璨夺目的中心。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封信谈到一位红衣主教举行的酒宴,说是酒宴上西班牙妓女比罗马男人多。红衣主教波乔的滑稽小说,尤其是红衣主教比比耶纳的《卡兰德罗》之类的戏剧或马基雅维里更大胆的《曼陀罗花》,都充分说明了这圈子里的风气。

  这种丑行陋习,最重要的一点倒不是教会高级人员有时竟成了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的化身,而是这一类风气极为典型。

  其所以典型,是因为合乎逻辑。在下级僧侣中典型的丑行陋习,在教会的上层,在它的顶峰必定会成为某种独一无二的巨大的火炬,其黑烟和毒气熏炙了下风地带。

  这影响的流播,不仅仅是民众耳濡目染坏榜样的结果。僧侣一贯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仅用于在经济上剥削大众,而且还用于满足私欲,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僧侣不仅看到修女的身体会色心大动;面对健壮的农家姑娘和姣好的城市小家碧玉,那高耸的胸脯自然也会叫他们欲火如炽。“噢,不仅仅是修女的身体叫人馋涎欲滴!”神父把手伸向农家姑娘时这样惊叹。僧侣在同平民百姓家的女人打交道时发情更多更快,因为他们执行的宗教职能使他们同俗家妇女接触,比同修女更多更密切。再说,他们同俗家妇女谈情说爱的危险较小,至少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农民或市民的妻子一旦怀了孕,那个下了种的僧侣可以不必善其后,因为可以推到丈夫的头上。因此,他作为神父的活动给他渴求的享乐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好色的僧倡能够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女人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教会的仆人演变成一味追求享乐的人之后,便会经常利用教会的权力、教会的统治手段来为他淫逸的生活服务。这些手段中主要的是听忏悔。听忏悔和忏悔室为勾引女人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听忏悔的神父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提出最最隐秘的问题。通过这个办法,听忏悔成了教会最重要最有力的政治统治手段,而好色的神父可以同时既为教会又为自己捞便宜。几百年来,几十万神父就是这样干的,而且至今还在这样干。许许多多僧侣猥亵的邪念倾注在勾引那些同他们接触的纯真女性上,兴致勃勃地聆听美貌的“女罪人”向他们倾诉最最隐秘的私情,或者把无邪的少女、盼望婚日到来的未婚妻或少妇弄得春情荡漾。

  但忏悔室里不仅仅是意淫。千百万妇女屈从于教会对心灵的统治,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也失去了贞洁。在那里,良知最容易麻木,怀疑最容易消释:神父只要宣布他的牺牲品的罪孽不是罪孽而是美德,就可以达到目的。几十万愚昧的妇女真诚地相信,她们心甘情愿地满足忏悔师最最放态的欲望便算是侍奉天主。薄伽丘那篇关于隐士阿利贝克的大胆的小说,是对这一类风化状况的经典的讽刺。许多教堂的忏悔室是人类有史以来为普里阿波斯和维纳斯建造的祭坛中最最卑污的。

  关于这一点,可资佐证的是,连教会都无法容忍,决定干预,颁布了一些法令。1322年在牛津会议上,禁止“在黑魅魅的地方听女性忏悔”。三百年后,在1617年,坎伯雷大主教决定,“听女性忏悔不得在法器保藏室,须在教堂内宽敞的地方,“如果黑暗,须点蜡烛”。教会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至少在教堂内,限制神父对妇女动辄采取过于露骨的“救赎和祝福”的手法。

  每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足可以写一大本书,在作恶多端的行列里,既有社会的各个阶级,也有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横陈在主教们柔软的床榻上的,有自愿或被迫奉献的贵族或市民阶级的丽人;而在隐居修道士狭小的禅房里,硬板床上躺着老百姓家的女仆.。老百姓有句谚语:“把僧侣放进门,他就要进里屋;把他放进里屋,他就要上床。”这话像数学定理一样的推翻不了,因为有上千个确凿的事实做证据。

  中世纪末及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修道院不是神圣的场所,不是在那里持斋、戒色、祈祷,而是在那里拚命享受生活的乐趣。在这些修道院里,连平常的日子都过得并不清苦,而在节日里更是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农村里至今还是这样)大吃大喝,弹弹唱唱,当然也少不了跳舞,跳舞得是男人同姑娘跳,那才有意思;光有男人跳的舞,那是开玩笑!——所以,从来不缺姑娘,而且,参加晚会的姑娘很少没有被主人温存一番的:僧侣在清静的禅房里以极其形象的方式向她们证明,“僧袍绝不表示戒色”。

  我们知道,人民曾经多次起事,企图反抗卑鄙龌龊的僧侣,但大多没有获胜,至多只取得局部的成功。这并不是因为民愤不够强烈,而是因为教会勾搭上了强大的统治阶级;或者,例如在意大利,几乎生活的全部经济基础都牢牢地掌握在教会手里。面对这样的原因,连最最强烈的道德义愤都无能为力。如果道德义愤激发的人民起事居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仍然是那些经济原因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战胜教会的统治是各国同样迫切的生存利益。

  德国更是这样。因此,德国早于其他国家,在16世纪,教会的实际道德已不再对社会道德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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