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领当面顶彭德怀:就你最正确 我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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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彭德怀:“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他高度关注,全力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工作。

  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是从湘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与贺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贺炳炎15岁起就跟贺龙干,贺龙言“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廖汉生是跟贺龙从桑植一路拼杀出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俩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一时难以适应。

  1947年8月上旬,第1纵队奉命攻打榆林,攻城两天没能得手。胡宗南急派36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1纵队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骂人。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廖汉生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1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7年10月,1纵队和3纵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命29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久攻不下,1纵队伤亡较大,716团团长储汉元牺牲。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十分窝火,这时接到彭德怀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是个火爆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把电话筒摔了。敢跟彭德怀摔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但他次日上午,硬是把耙子山拿下了。

  这些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1纵队在配合6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1纵队“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1纵队“有意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1纵队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请了习仲勋参加。在肯定1纵队仗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毫不留情地批评1纵队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贺炳炎、廖汉生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其实他挺喜欢这两个部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上下级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1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贺炳炎、廖汉生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彭德怀还拟提任廖汉生为兵团政委,廖从野战军干部的全局考虑谢绝了;建国后,国防部长彭德怀推荐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在7位副部长中,有4位大将,2位上将,仅廖为中将,可见彭德怀对他器重。

  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是红六军团发展而来的,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底,2纵队在解放山西运城的战斗中,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方面出了偏差。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这使贺龙深感不安,主动同彭德怀商量,由他到2纵队整顿纪律。1948年2月初,贺龙赶到2纵队驻地山西新绛县,对2纵队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还在2纵队住了一段时间,帮助王震抓部队纪律整顿。王震后来说:“贺老总专门到2纵队来抓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对2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在洪湖苏区时的老部下。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3纵队主力在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个别旅的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5月初,贺龙同林伯渠前往3纵队驻地陕西白水县。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贺龙动员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对个别旅的干部未能坚定执行彭德怀命令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贺龙马不停蹄地深入1、2、3纵队,找各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要求老部下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在贺龙的协调下,西北野战军将帅之间的磨合期大大缩短,将领们对彭德怀更加理解、更加尊重。彭德怀对贺龙的良苦用心一直感激为怀,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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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

  核心提示: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23人组成。董振堂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为革命战斗的意志。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在蒋介石实施第三次“围剿”时毅然宣布起义投奔红军并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就是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褒扬的董振堂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常胜将军率领红五军团为长征保

  驾护航,才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不敢靠近中央红军;正是有董振堂将军的坚固后卫,才使中央红军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如果没有董振堂作长征的坚固后卫,中央红军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近日,我们访问了李伦施、熊炳坤、孙德昌、赵德仁等红军老战士,了解到董振堂的详细情况,现整理出来。

  宁都起义投奔红军

  董振堂,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县农村,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后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他才能出众,很受冯玉祥器重,由排长开始级级上升,后任师长、警备司令等职。1929年到1930年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混战,冯玉祥部失败,蒋介石指使孙连仲趁机将包括董振堂的队伍在内的部队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改任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当南下的第一列火车开到兖州、济宁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董振堂一个团的人全部下来,破坏铁路,拒绝前行。蒋介石闻讯后,先派原国民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继之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了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编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孤城宁都。在宁都,许多官兵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疾病,加上医疗条件极差,几个月内就死亡几千人。为此,广大官兵普遍厌战。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处在内战前线的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军,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用电报请示蒋介石,一面下令全军北上。但蒋介石却不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60多里到达湖岭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病去了。内战外患,使二十六路军爱国官兵义愤填膺,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

  董振堂在大革命时期曾接触过刘伯坚、邓小平等许多共产党人。他一直怀念这些人,但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恰在此时,处于绝密状态的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赵博生与董振堂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就把共产党的主张传给了董振堂和自己要好的军官季振同,3人不谋而合,决定率部起义。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臻成熟。这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回上海时,不幸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搜去了。

  蒋介石立即下令,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的“手令”,要彻底打尽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因总指挥孙连仲在上海治牙病未归,“急电”和“手令”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工作的赵博生手里。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尽快举行起义。

  14日黄昏,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部队开始行动。七十三旅旅部周围的警卫排荷枪实弹。旅部里边,董振堂召开紧急会议,他简短明了地命令:“今晚要行动,到红军那边去!学兵连要把北门和东门把好,警卫连加强巡逻。李青云到学兵连去!郭参谋到特务连去!……”听了旅长果断的命令,大家立刻分头行动。

  在细雨蒙蒙的暮色中,旅部贴出新标语:“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接着,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这是预先约定的全城行动信号。各支起义部队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枪声,立即行动起来:董振堂的好友、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八十旅。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五旅。董振堂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意外事变。

  宁都城里,起义军将国民党的官僚和太太小姐们,三五成群地押进学兵连连部。多数地方的行动都进行顺利,唯有两处遇到顽抗。一处是二十五师师部,起义部队前去捉拿这个师的师长李桦昆时,其警卫人员进行反抗,李桦昆越墙逃走,把驻防在城北40里砍柴岗的一个团带走了。再一处是二十五师电台,起义部队去夺取时,遭到顽固抵抗。董振堂闻讯,前往策应指挥,十几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

  董振堂回到旅部后,连夜用电话、信件和派人通知等各种方法号召大家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

  15日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中央根据地进发!部队的前锋是董振堂率领的七十三旅。

  起义后,起义军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表示要“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站到苏维埃这边来”!

  16日上午,前来迎接起义部队的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了委任状,董振堂为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

  保卫苏区展建奇功

  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中央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并嘱咐何长工,到十三军后抓紧研究批复董振堂的入党问题。实际上,十三军改造得很快各项工作都走在十四、十五军的前面。董振堂还经常带着十三军各级干部到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亲自接见他们,并同他们亲切谈话。董振堂早就对毛泽东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他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又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到红一军团参观之后,他撰写了《模范的红五团》一文,学着老红军的样子做,经常言传身教,培养自己的下级。

  1932年春,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中央军委交给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里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红五军圃组建以来的第一仗,董振堂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他命令红五军团开上去,用猛烈的炮火顶住前来救援的敌主力陈诚的十一师,顺利地掩护红三军团安全撒下来,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对董振堂的过去是了解的,对其从宁都起义以来的一系列表现都看在眼里,完全同意尽快批准董振堂入党。

  1932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董振堂入党,董振堂将自己在旧军队中积蓄起来的钱全部交给了党。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很受感动,亲自来到红五军团,找到董振堂说:“振堂啊!你对共产党的忠心,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过去节约下来的钱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说:“革命了,我把一切者D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握住董振堂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们的革命是艰苦些,要钱没钱,要粮没粮,需要的就是觉悟起来的人为革命捐资助红。”

  不久,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亲自指挥东路军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此役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的大部,这一胜利,使红军筹到了大量的物资和现款,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漳州战役后,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20个团的兵力,从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据地扑来。1932年6月底,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敌人。此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这一次,他带领红五军团开到前线后,首先命令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下属各级干部了解敌情。他听完汇报之后,又找老百姓座谈,询问敌军是从哪里来的,带了什么武器等。经过周密调查之后,才部署了这次作战。7月8日,他率领红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吁附近与敌接战,打成对峙,敌进入水口吁固守待援。9日,余汉谋以两个师又一个旅向水口吁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与敌展开激战,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奋勇拼杀,敌人抵挡不住,溃退下去,伤亡3000多人。

  8月,董振堂又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指挥作战有功,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在红军队伍里,董振堂对毛泽东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避其主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指导思想很是佩服,他利用游击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在边打击敌人边学习红军经验中提高自己,越战越猛,功勋卓著。1933年春,董振堂又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这一辉煌战绩更使董振堂和红五军团声威大震。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黎川东北的间口打击进入苏区的敌军。他与三军团紧密配合,英勇作战,一举歼灭敌人3个团,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100多人。“左”倾领导人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进攻的国民党军,同优势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打阻击战著称,但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5发。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调来。但是,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制着敌军的进攻,更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长征路上坚固后卫

  1934年10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奉命担任后卫,掩护全军安全转移。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所敬重的中央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刘伯承本来是红军总部的参谋长,因得罪了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当了参谋长。这对刘伯承来说是一种委屈,但对董振堂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来助阵,是求之不得的。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但是,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而这时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和黔军共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压迫过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红五军团必须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

  为了堵住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红五军团在渡口、土地圩一带激战两天两夜,堵住了敌军的尾追。12月1日是红五军团全线战斗压力最大的一天,全军团已经出现严重伤亡,但由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还未完全渡过湘江,军团的防御阵地不能有丝毫的松动。董振堂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于是他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参谋长刘伯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率领红五军团像铁闸一样紧紧地堵住了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当中央机关全部渡江的消息传来,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的董振堂才松了一口气,并迅速与刘伯承作出决定:全军撤出战斗,向湘江西岸渡去。

  中央红军在进入广西北部时,因广西军阀和地方反动地主武装的阻挠,队伍行进很慢。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艮快就从后面赶了上来,殿后的红五军团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掩护主力红军进入贵州,国民党军仍然尾追不放,红五军团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次部队进人贵州境内的一座大山中,红五军团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截断了去路,后面又遭到优势敌人的追击,加上弹药缺乏,几次冲杀都未能成功。董振堂遂令大刀队埋伏在山腰草丛中,又命令一部分持枪的战士在山顶故意暴露,装作停止战斗的模样。敌人发现后,一窝蜂地向山上冲。待敌人冲到山腰时,董振堂一声令下,顿时一颗颗手榴弹向敌群飞去,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董振堂率部队乘势猛冲猛杀十多里,狠狠地打击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胜利地掩护了主力西进。

  红军在西进中减员较多,12月下旬,当部队到贵州黄平县时,中央军委决定在这里进行整编。经过整编,将红八军团与红五军团合编,把两个团合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合并为一个连,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35年1月,先头部队攻下了遵义城,红五军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接到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通知。因为董振堂要布防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李卓然先走一步,后来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未能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得知这一消息,董振堂异常高兴,他对将士们说:“早就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了,只有毛主席带领红军,红军才能打胜仗如今,毛主席又出来领导我们,红军就一定能战胜前进中的困难。有了毛主席指挥,红军就一定能消灭敌人,摆脱困境,完成北上抗日大业,我们东北人就一定能回到东北去与家人团聚。”

  正是由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止了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董振堂为党和红军又立了一大功劳。

  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然担负着后卫的重任。月底,党中央决定向东进军,在川南渡过长江,与活跃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主力对黔北的土城发动了攻击,红五军团作为一支主力也参与了攻击作战,由于情报不准确,原认为敌军在土城方向只有4个团,结果国民党川军前来增援,土城敌军增至8个团,中央红军进攻土城失利,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前有川军的重兵阻截,后有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同时在黔东,黔军也乘机反扑,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毅然决定红五军团断后,阻击随后追击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一军团在前开路。中央红军主力火速强渡赤水,进至云南北部,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董振堂接到任务后,指挥红五军团在土城至赤水之间建立了数道防线,坚决阻止国民党军从后面的追击,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待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红五军团立即掉转头,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与敌人的接触,架浮桥渡过了赤水河,然后毁掉浮桥,将敌军主力丢在赤水河以东。

  2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期间,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牵制敌军。为了确保部队充分得到休息,董振堂采取疑兵之计,以一个团的兵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9个团达七天七夜。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进逼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滇军,乘云南防务空虚之机,突人云南,抢占了金沙江的皎平渡,由于渡船少,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数百人,要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必须在后面阻挡住国民党军的追击,这一重任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后卫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领命后,率领红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他亲自察看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每个山头上都配置了10至20人。这样,既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打得敌人始终不敢与红军靠得太近。战斗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准备冲向红军占领的山头。恰在这时,中央军委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董振堂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无论如何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江!”

  敌人开始向前沿阵地打炮了,董振堂指挥战土们躲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指战员一起跑到山头进入工事,阻击冲锋的敌人。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第9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红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军团人员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红军进入草地。8月,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红五军团被分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中。此时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前卫,在雪山草地上,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收缴了红五军团同党中央毛主席联系的电台,并对红五军团进行所谓的“改造”,又安插自己的亲信在红五军团中。

  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7月1日,红五军在阿坝地区与贺龙、肖克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红五军指战员历尽艰辛,三过雪山草地,经包座,出腊子口,最后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血染河西壮烈牺牲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

  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11月11日,过河部队正式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适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并和骑兵团一起从山丹出发,行军西进。他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前面,骑兵团在后面。

  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23人组成。董振堂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为革命战斗的意志。

  1936年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皇而逃。部队休息几小时后,他又率领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3000多人,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一举攻占了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除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而逃外,民团1000余人全部被俘,各种武器弹药都被缴获,反动县长和县政府的所有官吏均被生擒。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并在县城文庙广场上召开了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了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董振堂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会后,分了卢怀植的当铺,并打开卢等的粮仓给群众分粮。紧接着,红军又帮助人民群众组织抗日人民政府,成立贫协委员会,组织当地青壮年成立抗日义勇军,将愿意接受改编的民团编人红军。

  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炮兵团、民团约两万多人包围高台,切断了红五军与临泽县城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张掖县)的红军主力,企图消灭红五军。

  当时,敌人占据着大片地区,有后方,有补充,西路军则没有根据地,群众基础差,无后方,无补充,人员伤亡一个就少一个,子弹消耗一发就少一发,种种条件对西路军非常不利。狡猾的敌人抓住西路军这个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集中主力猛攻高台。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冰,使城墙加宽加高。城内所有的铁匠,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董振堂还把城内分为若干防区,分别派兵固守。

  1937年元月5日,敌人开始向城内射击,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

  从元月12日起,敌人调集8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猛攻。先是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挥舞马刀,向城墙拥来。守城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在缺口上拼刺刀,反复冲杀,直到将敌人打退。像这样的冲杀,一天有许多次。一到夜间,红军战士就忙着修补缺口,以利天明再战。

  高台城墙实为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两丈,顶上又窄,很难组织火力。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和机关人员都上了城头,没有子弹,就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杀,有的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咬,还有许多受了伤的同志,抱住敌人,滚下城头与敌人同归于尽。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准备在必要时组织力量突围。但就在这时,接到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总部命令,一定要紧守高台。于是,董振堂立即在东城的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元月18日,敌人将西关的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

  19日上午,形势危急。董振堂带领50多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

  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被收编的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机打开城门,敌人像疯狗一样拥进城内。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高台城论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逃出去。敌人围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完,壮烈殉职。

  红五军主力3000多人,除极少数同志逃出虎口外,全部英勇牺牲。

  董振堂牺牲后,红军广大将士无比悲痛!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悲痛万分,毛主席提议给我军最优秀的指挥员董振堂同志举行追悼会。就在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烈士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又在董振堂烈士牺牲的地方甘肃高台县城和董振堂的家乡河北之石家庄烈士陵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朱德和徐向前元帅分别题了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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