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机场参谋长:林彪256号专机坠毁另有原因

时间:2016-06-2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山海关机场原来是海军航空兵学校,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紧张到极点,整个东北包括山海关机场再也不能背靠苏联老大哥的“沙发”了。于是,1969年5月,山海关机场的海校搬走,归属海军航空兵某师建制,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

  [林彪飞机残骸,几经辗转被收藏家买回,目前存在北京香山]

  一

  我(佟玉春 当时任山海关场站参谋长)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到大军区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十七师四十九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是保证专机安全,所以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筋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山海关场站组建两个月后,进入了北戴河暑期。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山海关机场原是日本人搞的,开始只有教练机,弄了条2000米的土跑道。我们接收后,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又加固、加长了山海关机场的跑道。

  二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三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站长潘浩和副站长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他们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四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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