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6任妻子与子孙今何在 三代未得善终

时间:2016-06-2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匈牙利诗人裴多芬的一首小诗,曾经激起无数少男少女对自由和爱情的咏叹与憧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实真正懂得民主、科学、自由、真爱的能有几人?甚至爱情或婚姻的当事者,他又能解读出真谛有几许。或者说他为自己的那份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或是一脸的沧桑,一身的硝烟,一次次丧失家庭、一次次重铸婚姻,又会是几多感慨,几多心酸呢?

  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或许应能饱尝出个中滋味。他曾经有过五次频繁的婚姻,当然也曾拥有个六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读一读他的一生的婚变始末,或许你更是嘘唏不已。

朱德第二任妻子肖菊芳生朱琦之后在四川南溪留影

  1、原配夫人刘氏(刘从珍)

  刘从珍,四川仪陇人,朱德大舅的女儿,亦是他的表妹,生于1884年8月14日,长朱德两岁,1905年,由父母作主,把他大舅的女儿刘氏许配给他,并于这年九月完婚。

  第二年春,朱德不顾生父朱世林的强列反对,在席聘三老师的帮助下,毅然外出求学。三年后又离家远赴昆明,再也没有回来过。

  婚后刘氏虽然一直独守空房,但却任劳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爱。绩麻纺线,挣取零用,从不写信向朱德要钱。三十年代中期,朱家祖坟三次被发。善良的刘夫人,从此有生之年吃斋念佛,祈求朱德一生平安。

  1958年2月,刘氏在孤独中病逝,享年74岁。病逝后朱德的儿女还曾为嫡母送葬……

  2、朱德的继配:云南女学生萧菊芳

  1912年秋天,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26岁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19岁的大学生萧菊芳相识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他还发现这个女孩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同年,朱德和萧菊芳结合了。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3、朱德第三位妻子:四川女孩陈玉贞

  萧菊芳去世后,恰在这时,朱德的一位朋友有个受过教育的妹妹,并且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个朋友一再当着朱德的面夸他妹妹陈玉贞思想进步,聪明过人,知书达礼,又非常温顺贤慧,是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女性。

  在其他朋友的撺掇下,朱德和陈玉贞见面了。正是这次见面,朱德真情地爱上了陈玉贞。朱德后来回忆说:“这个女孩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

  1922年夏天,追求进步的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他毅然抛妻别子,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朱德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这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陈一生照顾朱德的生母和嗣母,直至为她们奉养送终。1967年,孤独一生的陈玉珍才悄然辞世…

1923年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贺芝(稚)华、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

  4、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四川美女贺芝华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失败婚姻。这段不幸的婚姻,在朱德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创伤。所以,朱德对外从不提及,他们的亲生女儿朱敏,也不愿提及。

  近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扮演的中央特科人员杨立青,身手不凡地除掉一对叛徒夫妇,其中被打瞎一只眼的女叛徒的原型,就是贺芝华。

  贺芝华,有的资料显示为“贺治华”、“贺兴华”或“贺稚华”等等。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15人是“贺治华”。从李维汉的回忆看,贺芝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

  周恩来部署铲除朱德前妻贺治华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对于造成他被捕的叛徒贺治华,史书上很少提及。贺治华曾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而且,紧急处决叛徒贺治华的机密行动是由周恩来领导并部署的。

  生下女儿后背叛朱德

  贺治华是四川开江县人,与朱德相识在上海。1922年,朱德远赴德国留学,贺治华也追随而来。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结婚。对于贺治华,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在《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1925年7月,朱德被捕入狱,获释后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在党的安排下,两人前往苏联。此时贺治华已身怀六甲,1926年4月18日生下女儿朱敏。40岁得一千金,朱德高兴地为女儿起名“四旬”。但贺治华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她给女儿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她甚至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还在德国时,她就对朱德日渐冷漠。

  1926年5月,党中央调朱德回国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让贺治华和小四旬暂居苏联。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治华就让她妹妹把朱敏接回了成都。此后,贺治华爱上了从法国前往莫斯科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并与之结婚。

  为3000元美金供出罗亦农

  1928年初,党组织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到上海工作,看守一处党的秘密机关,霍家新兼任罗亦农的秘书。

  霍家新夫妇渐渐不能忍受枯燥乏味的秘密生活,他们频繁出入茶楼酒肆、舞场剧院,为此多次受到罗亦农批评。夫妇俩非但不改,反而策划出卖同志后远走高飞。1928年4月,贺治华向租界巡捕房密报,称手中有350多个中共党员的名单,交换条件是3000元美金(另说2万美金)和2张去德国的护照。为证实己所言真实,她表示可提供罗亦农地址。

  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前往秘密机关和邓小平接头时,被英巡捕房逮捕。前往赴约的邓小平因为晚到了一分钟,幸运地躲过此劫。罗亦农被国民党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4月21日被枪杀于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治华出卖的。贺治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治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

  中央特科除奸,贺治华保住命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当时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治华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治华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中枪后并没有死,但眼睛被打瞎一只。

  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当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我立即明白……”

  贺治华后来的去向不明。一说她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另一说她1938年被国民党枪杀。朱敏则是在14岁时(1940年)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对于生母贺治华,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5、朱德的第五任妻子:湖南女战士伍若兰

  在莫斯科与贺芝华分手后,朱德回到了中国,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湖南耒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女子——伍若兰。

  伍若兰出生于当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衡阳女子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也是县里有名的女秀才。她是高个子,大脚,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朱德一下子就看中了她,不久两人就结合了。

  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伍若兰则是苏维埃妇女部的总指挥。1929年初,国民党“会剿”井冈山,伍若兰随红四军南下开辟赣南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

  1929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伍若兰在赣州城边英勇就义,头颅被悬挂在长沙街头。朱德后来的夫人康克清在回忆录中描述伍若兰:“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

  6、朱德最后一任妻子:江西姑娘康克清

  比朱德小26岁。伍若兰死后,同年年底,即1929年底,朱德又与江西女人康克清结合了。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康克清15岁就参加了妇女协会,后又参加“万安暴动”,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不久结识了红四军军长朱德。

  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在部队休整期间,妇女组组长曾志(后成为陶铸夫人)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的意见,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

  二人婚后无子女。

  子女均已谢世

  朱琦(1916—1974) ,原名保柱,朱德之子,萧菊芳所生。四川仪陇人。青少年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1948年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石家庄铁路局担任火车司机。1974年因病去世。

  朱琦与赵力平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1974年6月22日,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1974年6月10日)刚刚去世12天之后的一家合影。前排左起:康克清、朱德、赵力平;后排为赵力平的5个孩子,左起:朱国华(五子,83年严打时因强奸罪被枪毙)、朱和平(次子)、朱全华(四子)、朱援朝(长子)、朱新华(三女)。

  朱援朝,朱琦之长子,朱德之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的长孙。1951年1月4日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津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银川广夏实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顾问。2013年5月31日因脑干出血去世,终年62岁。

毛新宇和朱和平

  朱和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孙子,朱琦次子,生于1952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少将军衔。中国预警与电子战专家,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曾获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三次荣立三等功,撰写多部军事学术专论。

  朱全华,是朱老总的第三个嫡孙,朱琦之第三子。朱全华1956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朱德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15岁那年,朱全华被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带到了部队,成了一名中国人民海军战士,在北海舰队服役。

  后来担任了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特别是雷达装备、预警机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准。

  朱敏,朱德唯一的女儿,生于1926年,是走出纳粹集中营的传奇女性;曾任国务院新经济的总编、美国迅网公司的总裁、书法学会的副主席、教授、中医等等。2009年4月13日上午10时22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3岁。

  朱德元帅的女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原副主任刘铮同志,于2015年10月26日5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儿媳口述朱德死亡惊人内幕 朱家三代竟均未得善终

  据赵力平回忆,1970年7月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回到北京,身边秘书全被赶走或打倒,工作人员被作了重新安排。

  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等候会见外宾。但是会见时间推迟,却无人通知。朱德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回家不久,便感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但据康克清说,医疗组对朱德缺乏真诚。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发现医疗组给爷爷打的针不对,但医疗组却拒绝更换。仅仅十几天之后,朱德便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赵力平称,朱德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没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分析人士认为,这其中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朱德死因成迷,外界流传“意外”感冒和“投毒灭口”不同版本。

  工作人员被重新安排

  据赵力平口述,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朱德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克清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朱德和康克清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朱德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

  赵力平和朱琦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克清连忙用手示意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赵力平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赵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意外”感冒后越治越坏 不让换药

  1976年6月21日,这天的日程安排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朱德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康克清对赵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朱德。江青说∶“总司令好!”朱德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

  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康克清提出来,说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克清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终年90岁。

  赵力平表示,其实,朱德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据学者陈破空在《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中披露,会见外宾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

  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逢人便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白。汪东兴是毛泽东亲信,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长。朱家暗示:朱德死于谋杀。

  “投毒灭口”版死亡内幕

  有港媒报导了另一个惊悚而广为流传的版本是“投毒灭口”之说:据说在朱德追悼会上有一个规定,任何人不得揭开盖尸体的党旗。当时所有人包括朱德的亲友都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唯独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将皮定钧违反了规定。结果,露出来的朱德尸体,面容焦黑,连裸露的双手也是焦黑焦黑的,呈现出经典的中毒征兆。

  无独有偶,80年代初由大陆的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记载了王明遭毛泽东下毒的事件。

  次日,皮定钧急乘专机返闽,飞机到达福州上空时飞机撞山,机上7人都被烧成了焦炭。登机人中有2人是毛的卫戍军8341部队的人员,由于查出其中6人的手枪有开火的痕迹,所以不少人推测,飞机上可能发生了灭口与反灭口枪战。

  朱德文革初被批判

  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中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在批判会上,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被说成有野心,想披黄袍。周恩来批朱德不可靠,是常委中定时炸弹。朱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据悉,此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警告与会者——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朱德简介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四川仪陇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中共人大委员长等。1955年被中共授予元帅军衔。1976年7月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

  朱德与其独子和幺孙三代人均不得善终

  朱德1976年蹊跷死在毛泽东之前,广泛流传被谋杀和“投毒灭口”等不同死因版本。朱德独子在文革中曾遭迫害,致病,于1974年死亡,终年50多岁。朱德幺孙朱国华在1983年邓小平发动的“严打”运动中,以“流氓罪”被枪决,死时25岁。

朱德孙子朱国华

  朱德孙子强奸案死刑判决:一审到二审仅隔三天

  朱国华以没有强奸和量刑过重为由,向天津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法院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认定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所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1983年9月21日下达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从一审判决到二审判决,中间只有三天时间。

  严打“双刃剑”30年

  那是被后世广泛讨论、猜测甚至渲染的一场司法风暴。其影响持续至今,但诸多案件详情仍未解密。

  1983年由高层发动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简称:严打。

  这场以“从重从快”为办案方针的司法运动,对当时的法律做出了颠覆性改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并对后来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严打之后,又有1996年、2001年两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三个重大决定,对刑法做了颠覆性修改,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严打产生的问题,司法系统内部也有总结:“工作中也存在着应该纠正的问题,如对流氓罪定性不准,有的案件工作粗糙,个别区县院曾有不符合办案程序的做法和发生错案等。”

  “上午10时20分许,在多辆摩托车及警卫车的簇拥下,二十多辆刑车装载着这批行将就死的罪犯,慢慢驶过熙攘的中山路,前往刑场。朱国华被反绑双手,垂头立在第十七辆车车厢的前端,身上穿的仍是那件旧灰衬衣。他那被垂披的长发遮掩着的脸毫无表情,谁也无法知道在这人生的最后道路上,他在想些什么?”

  在北京的家中,北京铁路局年鉴编辑部副编审陈光中翻出他30年前的日记。时光指向了1983年9月24日,星期六。上述情节来自于这一天陈光中日记的记载。这是25岁的朱国华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案子后来反复被人提起,是因为他的显赫身世——他是朱德的孙子。

  与日记一同翻出的,还有一张朱国华当年的照片。经过岁月的沉淀后,照片有几道折痕。

  在1983年严打中,朱国华以流氓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称,朱国华强奸妇女8人,强奸未遂4人,玩弄妇女7人,猥亵6人。

  名门之后

  他的案子后来反复被人提起,是因为他的显赫身世——他是朱德的孙子。

  1980年,34岁的陈光中在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办公室工作,负责C4计算机机组。7月的一天,他见到了来办公室报到的朱国华。朱国华担任技术员,负责办公室的打印机。

  陈光中对朱国华最初的印象不错。“朱国华特别礼貌,张口闭口陈师傅。一开始比较循规蹈矩,挺随和的。”

  据陈光中介绍,单位纪律比较松弛,到后来天热时,朱国华每天上午11点多来,到机房睡一觉就走了,因为那里有空调。陈光中记得他有次说,“朱国华你至少给点面子,你老这样迟到,我扣你奖金!”朱国华回答,“该扣你就扣吧。”

  出事前没多久,朱国华半个月没在单位露面。有次他来了,陈光中说他,“你至少请个假吧”,朱国华解释说他回老家去了,老家给他爷爷立个塑像。陈光中后来一查,根本没有那回事。

  在单位人的印象中,朱国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高干子弟。陈光中回忆,“他好说大话,但为人热情,你和他聊什么都能聊。”

  陈光中描述,朱国华性格不是太外向,但很爱玩,“他滑冰技术很溜,而且从滑冰帽到紧身裤,装备齐全。朱国华会裁衣服,有时和女同事聊衣服怎么裁。”

  朱国华的母亲赵力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采访时描述:朱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

  陈光中回忆,“朱国华对女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老问单位谁有男朋友没,但很可惜单位没有单身女性。”

  但对朱国华在外面的事,单位的人也只是道听途说。“听说他不断换女朋友,但从没见他带过一个女孩子到单位来。”陈光中注意到,出事前几个月,朱国华开始收心了。有一次,朱国华告诉陈光中,说他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了。朱国华出事后,陈光中感觉很惊讶。

  1982年10月30日,陈光中在天津宁园畅观楼二楼吃饭时,看到朱国华同一个陌生人进餐。饭后几分钟,朱国华就被天津市公安和平分局的几个警察带走了。他走得匆忙,一辆刚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扔在了机关门口。

  判决书

  朱国华等9名被告人共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奸污妇女21人,猥亵妇女26人,拦截妇女17人,共计86人。

  1983年9月18日,朱国华等六人被判处死刑。

  判决书上写着:朱国华,25岁,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办公室技术员。同案主犯刘增佑,28岁,天津市排水管理处基建队工人。另一名主犯郑爱民,30岁,天津市工业用呢厂工人。

  判决书描述,朱国华自1978年以来与刘增佑、郑爱民等,利用举办家庭舞会,播放黄色歌曲、看裸体画报和黄色录像、请吃饭、搞对象、交朋友、找工作、调动工作、扣压物品、揭露隐私或由同伙拦截等手段,“勾引、诱骗、笼络、控制、要挟女青年,大肆进行流氓、强奸犯罪活动。他们还将自己玩弄、蹂躏的女青年,互相转让,使受害人继续受害,从而形成以朱国华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

  判决书多次提及朱国华的强奸行为。比如判决书称,1979年夏,朱国华经举办家庭舞会与两名女性崔某、张某相识,尔后与刘增佑将两人骗至朱国华家,朱国华将崔强奸,强奸得以完成是“以给调动工作相要挟”。刘增佑在朱家以堵嘴等暴力手段将张某强奸。

  判决书称,1980年夏,朱国华还先后以交朋友、调动工作等欺骗手段,将女青年张某、刘某、张某某骗至家中强奸。

  判决书还称,在1978年至1980年间,朱国华还先后将女青年赵某、马某、白某、王某骗至家中企图强奸,均因被骗女青年极力反抗未得逞。

  除了“强奸”一词外,判决书还用一系列宽泛的词语来描述朱国华的行为,如“玩弄”、“猥亵”、“奸污”等。例如判决书称,截至1982年4月,朱国华还先后玩弄、奸污了女青年周某等7人,猥亵高某等6人。

  朱国华案中一名女性被告人为李瑞,被控告时43岁,为河北省中捷友谊农场第四服装厂聘请的服装设计师。判决书称李瑞在1981年间先后与多名男性“乱搞两性关系”。其被以流氓罪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书称,除李瑞外,朱国华等9名被告人共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奸污妇女21人,猥亵妇女26人,拦截妇女17人,共计86人。

  法庭认为,以朱国华为首犯,刘增佑、郑爱民等为主犯的流氓团伙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应依法予以严惩。该案予以定罪的法律依据,除了刑法,还有六届二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严打快打”

  “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朱国华被枪毙。”

  朱国华的母亲赵力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采访时谈到,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朱国华被枪毙。”

  从朱国华案的时间节点来看,1983年“严打”加速将其推向死亡。

  朱国华于1982年10月30日被捕。1983年6月30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中间隔了八个月。

  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此案后,对朱国华案不公开审理。法庭于1983年9月18日下达判决,以流氓罪和强奸罪判处朱国华等六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此案时,正值“严打”到来,形势遽变。法庭从受理到宣判,不到三个月。

  朱国华以没有强奸和量刑过重为由,向天津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法院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认定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所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1983年9月21日下达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从一审判决到二审判决,中间只有三天时间。

  审判朱国华的时间,正是天津严打轰轰烈烈的时间。截至当年10月1日,天津市严打判处死刑的有122人。

  最高层对朱国华案的决策过程没有解密。《康克清回忆录》中未见关于朱国华案的回忆或记载。从现有记录来看,审判朱国华期间的1983年7月21日,中共天津市委向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等部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精神。

  “安抚民意”

  处决朱国华前,天津市高级法院发布了《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为令人发指,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在被处决前三天,1983年9月21日,天津市高级法院派员来朱国华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次座谈,提出了一个问题:朱国华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陈光中回忆,参加座谈的人说,朱国华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还入了团,但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被推荐上大学,从量变到质变,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会者称,由于领导无力,纪律松弛,使得朱国华罪恶思想恶性膨胀,走上犯罪道路。“除了内因作用,外界环境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人称,“单位对朱国华关怀备至,只有照顾,没有管教,难怪越走越远。”

  “民愤”是当时判案的重要依据。处决朱国华前,天津市高级法院发布了《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为令人发指,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记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了一件档案,名为《一些党外人士对处决朱国华的看法》。载于1983年10月14日统战简报特刊33期。该档案由一份手稿和一份打印稿组成。

  档案提及,天津严打期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党副主委的袁钰生与儿子产生了辩论。袁钰生的儿子提到,“头批杀40个,是因为他们爸爸官不够大,杀鸡给猴看,但猴子不怕”。当朱国华被处决后,袁钰生称“事实帮我说服了儿子”。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委员许钊将朱国华案称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期间全国最大的案”。许钊称,人们盯两种人,干部子弟和群众,像朱国华这样“高身份的人的子弟被枪毙了,这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董少臣谈到,人们怀疑严打是否一视同仁,“现在相信了”。

  档案提及,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受鸟发言称,处决朱国华体现了“政府打击犯罪,绝不手软”。

  由于其特殊身世,朱国华案在当年充当了追求法律平等、安抚民意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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