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下令放张学良杨虎城,陈诚竟没法执行

时间:2016-05-31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前不久,电视剧《少帅》热播,让人们重温了张学良传奇的一生。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返宁后,即被扣留囚禁。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屡遭败绩,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李宗仁宣布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其中之一即释放政治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

  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

  对于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当时社会各界的呼声是很高的。1949年1月23日,东北有两个团体,联合向李宗仁发出快邮代电,要求释放张学良。同一天,中国自由民主行动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等四个团体也向李宗仁致电,要求释放张学良。这些呼吁,对李宗仁颇有触动。

  据李宗仁回忆,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曾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释放张学良,但为蒋介石所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会毕蒋介石出门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李宗仁回忆说,蒋下野之后,对党政军大权的严密控制,实与下野前无异,对其所提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一概不予理睬,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陈诚也曾试图为张说情

  历史资料显示,陈诚当年确实接到了李宗仁释放张学良的命令。

  1949年1月25日,陈诚向蒋介石发去电报。此电显示,蒋介石下野离京后,1月24日李宗仁即打电报给陈诚,请其释放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到台湾迎接张学良到南京。当时的《申报》等都报道了此消息。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并表明“职以为汉卿(即张学良)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隐含有为张学良说情之意。

  静居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的张学良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蒋介石明令拒绝

  然而,1月27日,蒋介石复电陈诚,让对李宗仁的电报置之不理。蒋电称:“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释张之动议遂被断然拒绝。但外界对这一内情并不知晓。27日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报道了张学良已经知道李宗仁下令释放他的消息,开始做下山的准备,预计一周内就可到台北然后去南京。

  由于张在新竹的行踪已被暴露,为了“安全”起见,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与赵一荻被连夜秘密转移到高雄要塞。2月12日,陈诚告诉李宗仁,他无权释放张学良,因为张是由特务监禁的(特务头子是毛人凤)。陈说,只有毛人凤才能执行李宗仁的命令。

  以上史实说明:第一,1949年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及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等命令,并非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顺应了民意与潮流;第二,陈诚对释放张学良也持赞同态度,但为蒋所阻;第三,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仍操纵在蒋介石手里,代总统李宗仁显示和谈诚意的一些举措根本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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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25日放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

  杨瀚,《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祖父杨虎城和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谋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枪声,拉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中国近代史上“惊险的好戏”的“西安事变”的帷幕。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但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于抗日而不愿‘剿匪’。”

  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却改口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那为何是东北军抓的蒋介石呢?

  “捉蒋介石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蒋介石。”杨瀚解释说。

  1936年12月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 曾有飞机来救蒋

  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

  “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最终,东北军在山洞中搜出了蒋介石一行人。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地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杨虎城曾与张学良大吵

  1936年12月12日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杨瀚说。

  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1936年12月23日-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不能参加抗战是“精神折磨”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我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杨虎城之女杨成美对本刊记者说,“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是最早提出抗日的,也是最早开始组织抗日的。”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父亲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杨成美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杨虎城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杨虎城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1949年9月6日午夜,自1937年开始就深陷监禁的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刺杀,时年56岁。

  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当时是张学良救了蒋介石

  【导读】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了。此次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并取得胜利的基础,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惨烈而光荣的一页,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前的重要信使高福源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多举足重轻的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但在吕正操的记忆里,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高福源,字少卿,是吕正操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同期同学,也是东北人,是他主动承担起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工作,最早成为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桥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1935年10月,张学良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奉命“剿共”,其中的一○九师、一一○师在劳山、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高福源负伤被俘。他在红军医院里得到了细心医护,还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被选为班长。周恩来副主席也亲临学习班,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深受感染,决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问李克农:我愿回去说服军中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敢放我回去完成这任务吗?红军高层同意了高福源的设想。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甘泉城驻地,现身说法。此后,数次在苏区与东北军驻地间往返。当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消息,立即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王以哲与参谋长赵镇藩和他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张学良命高福源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不久,李克农一行6人,由高福源接引,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后,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那里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高福源也于1937年2月4日在西安被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

  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再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但再次遭受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采访吕正操,进一步了解到:1936年10月,吕正操从河北部队奉命来到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公馆的东楼里。当时,张学良亲自选了那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小组,意欲建立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有时会和部下一起进午餐。大家总会唠嗑起东北老家。张学良说:

  “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其时,他已深感“剿共”没有出路。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张公馆和了解各方面情况并负责值班室电话。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12人到西安后,都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吕正操和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很明确:此次行动是要蒋介石抗日,停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毁国力的内战。

  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派别,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顿时呈现出极其紧张而错综复杂的局面。说客、间谍、汉奸,一时充斥西安,还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的,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平时极少穿着的戎装,威武严肃地来到下属们的住处,声音平和地对大家说:“我要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作保,没问题,三天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都劝他不要去。张学良主意已定,坚决不听,还很侠义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

  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谕,请东北军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然后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

  1936年12月25日16时,在捉蒋后的第14天,张学良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当日飞抵洛阳,承担了西安发难的责任。从此,被蒋介石监禁逾半个世纪。

  杨虎城将军则先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回国后遭长期监禁。1949年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于重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进而全面侵华。张学良曾对来探视他的蒋经国说:“山河壮丽,天地广阔,可惜我张某再不能任意驰骋了!”

  吕正操于31日乘头班飞机再转火车、汽车,从西安赶回河北徐水团部,掌握部队。随后,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7年10月14日以后,率东北军六九一团脱离南逃的国民党大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在兵家视为死地的冀中建立起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他与日酋冈村宁次斗智斗勇,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雁翎队……把日本鬼子打得人仰马翻,像钢刀一样直插在敌人心脏,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诗作唱和感天感人

  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位老人的联系是1984年接上的。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往来于台湾、美国、香港、大陆经商。当年6月,她受伯父张学良委托,到北京看望吕正操,告知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吕正操请张闾蘅带健身球和新茶给张学良,寄寓问候和牵念。此后,两位老人间的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张闾蘅成了他们之间殷殷的忠实信使。

  1987年初,张闾蘅带来张学良摘自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赠吕正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诗中把原诗末句“欲辨已忘言”的“忘”改为“无”。

  吕正操也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摘句,回赠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他也改了原诗的末句,把“良辰讵可待”的“讵”改为“知”,反其意而用之……

  1989年,吕正操托张闾蘅带去两首诗。其中一首是书录1984年冬的旧作《浙东纪行》,后四句为:“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羑里,为古地名,在河南汤阴县北,相传是周文王推演《易经》的地方。双楠,是指张学良在雪窦寺幽居时手植四棵楠树中现余的两棵,枝叶茂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张学良还以“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四句。吕正操又作“霜染两鬓白,心存一寸丹;澹泊以明志,肝胆照人间”回应。

  1990年5月,张学良寄《谒延平祠旧作》给吕正操,诗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吕正操给张学良发去贺寿电并和诗一首: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嘏:

  讲武修文一鸿儒,

  千古功业在抗胡。

  盼君走出小天地,

  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两位老人每字每句意韵深长,写出了一个境界的唱和,令人可亲可敬;他们拳拳的心,眷眷的念,感天感人。

  说好三天就回来,谁料被分隔54载

  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当年西安一别,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说好三天就回来,却一别54载不能见面。

  吕正操和张学良的重逢,是在1991年。

  现在看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两位都是耄耋老人了,都想见见面,而且也不是现职的要员,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吕正操和张学良的见面,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个中的难度不在明里。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获准从台北赴美探亲。在台北桃园机场登机前,张学良向记者表示想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格外重视。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央领导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确认:见张学良的最佳人选,非吕正操莫属。

  赴美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吕正操详谈,并以私人的名义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表示了一片真诚。

  吕正操一行五人,5月23日从北京飞往旧金山,为生于1901年6月3日的张学良贺寿。张学良已先行到了纽约。

  在旧金山,吕正操出席了为赵四小姐庆寿的活动后,飞往纽约。

  历尽劫波,袍泽情深。

  1991年5月29日,两位冰心未改的老人在张学良年轻时的知己、贝祖贻太太蒋士云家中见面了。刚走出电梯,吕正操就看见了站在公寓门口等候的老师张学良。张学良也一眼就认出吕正操,隔远伸出手来。两位老人双手紧紧握着,被大家簇拥进屋。

  吕正操从祖国带去的贺礼,处处透着故土温馨:张学良很喜欢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国内京剧名角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明前新采制的碧螺春;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和一幅国内画家为张学良画的肖像。张学良高兴地掏出水晶放大镜,凑得近近的一样样细赏。

  第一次见面意犹未尽。5月30日下午,吕正操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与张学良第二次见面,两人深谈一个多小时。

  吕正操首先郑重向张学良面呈邓颖超的信和转达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

  张学良没拿放大镜,贴着信纸读了两遍。然后回过神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周恩来急追未果,曾惋惜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多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一直惦念不已。1960年,周总理在一张便条上写下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个字,托友人秘密相机转交给张学良。在弥留之际,周恩来还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这些,张学良都心中有数。

  张学良坦诚表示:“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此后的两个晚上,是旅美华侨为张学良祝寿。吕正操送的贺幛挂在6月1日的宴会大厅,向外界透露了吕正操赴美的消息。张学良老师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代表国内的亲友故旧出席了寿宴。吕正操不便露面且已事先贺寿,没有出席。

  张学良请阎明光转达还想见吕正操一面的意思。

  6月4日下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两位老人尝着新鲜甜美的黄樱桃,话题广泛地聊了两三个小时,故人旧事,政治经济,国家前景等等都聊到了。

  张学良说,自己是个“爱国狂”,如果有来生,还是要做张学良。

  又说:我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没回过老家。

  吕正操说,人活在世上就一次,活着就要做有益的事情。

  当谈到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张学良说:“国民党到台湾后,更加腐败,不是人干的事都干了,硬是把人民逼反了。他们说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失败。”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吕正操给张学良讲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还特别告诉他:祖国和东北的家乡人都热切欢迎他和赵四小姐早日回去看看。

  张学良一直关心祖国的统一,多次表示愿意为统一祖国尽力。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虽然90多岁了……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至于回故乡,他还是直言表示尚有难处,还不能成行。他觉得,还是要冷静些,忍耐些,等待合适的机会。

  6月2日,张学良即执笔给“周夫人颖超大姐”写了回信,信中表示:“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述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致敬。”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病逝于夏威夷史特劳比医院。吕正操闻信立即发去唁电:

  张闾瑛女士、张闾琳先生:

  惊悉张学良将军逝世,极感悲痛,特致哀悼,并向你们及其他亲属致以衷心慰问,切望节哀。

  张学良将军和我既是桑梓情深,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为了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和杨虎城将军不顾集团利益和个人身家性命,力挽狂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功在民族,彪炳千秋。

  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特此敬挽

  吕正操

  2001年10月15日

  其时,笔者赴内蒙考察巴丹吉林沙漠,特地先到北京,拜望吕正操。吕正操说:“这次张学良病危的消息一传来,就预感不妙,拟好了唁电。”并说,“他的子女给我发过电报,希望我转达张学良想回国办后事的情况,我了解他的心愿。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来天经地义,我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现在成永远的遗憾了。”

  谈及张学良的一生,吕正操说:“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始终如一!他一生从民族大义出发,志在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

  张学良给后人留下什么?吕正操概括了12个字:披肝沥胆、忍辱负重、浩气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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