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一生拒谈西安事变:称自己说了不算数

时间:2016-05-09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资料图: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中国时报》曾特别访问数名当年负责“看管”少帅的退休人员,对于西安事变的内情,专勤组成员忆称,张学良始终未曾松口。

  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台当局领导人后,张学良虽仍软禁,但行动已相当自由,也可以接受媒体访问,只要报备即可;来访的媒体与学者最好奇的、最想得到答案的,便是西安事变的内情,然而,张学良始终未曾松口,不说他与蒋介石、周恩来谈判内情。

  张学良为何不想谈西安事变,根据当时的专勤组成员回忆,张学良有次在北投住家接受台湾中视主播陈月卿访问时,曾说过他为什么不想谈西安事件内情的心境。

  陈月卿访问张学良时,曾表达愿意替他做口述历史的意愿,并问到西安事变内情。张学良说,他与蒋介石、周恩来在西安的谈判往事,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都过世了,只剩他一个活着,说了也不算数,也只是他自己的说法,拿不出证据,另外两个人也不能作证,所以是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

  张学良在获自由并赴美定居后,替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口述历史,也没有谈到什么西安事变的“惊人”内情,而且明确对做口述历史的学者张之丙、张之宇姐妹说,“有也不能告诉你,现在我绝不说”,报道称,少帅不谈这段轰动的历史事件内情,心意是相当笃定的。

  【西安事变】还原西安事变:蒋介石为何杀杨虎城不杀张学良

  【导读】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祖父不杀张学良呢?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西安事变是祖父策划的;同时,祖父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也不想祖父和苏联人有联系。

杨虎城

 

  为什么杀害杨虎城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祖父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祖父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祖父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祖父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当他离开贵州,刚到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知道(徐远举、毛人凤、周养浩),刽子手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祖父接触过,只有祖父在贵州关押的队长张鹄知道被害者是谁。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待:“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9月6日,特务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祖父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祖父走在最前面,二十出头但头发已花白佝偻着背的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齐拥上去,把祖父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拯中在侧边房子里。他们杀了祖父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了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了祖父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拯中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小萝卜头宋振中(宋绮云之子)和祖父九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祖父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九年的监牢生涯后,死于特务之手,她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凶手们在祖父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祖父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这时是1949年9月6日午夜,56岁的杨虎城,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国、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八人遇害。

  他们把祖父杀害得神不知鬼不觉。所以蒋介石在刚到台湾时的宣传里,讲在重庆撤退时祖父被土匪杀了,但后来就不这么说了。

  在我看来,蒋介石杀祖父多少有点报了他十三年前被扣在西安的大仇的意思。后来,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17页)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祖父不杀张学良呢?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西安事变是祖父策划的;同时,祖父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也不想祖父和苏联人有联系。

  祖父是9月6号被杀的。9月27号,蒋介石在台湾给毛人凤和吴越祥一人奖励了一万一千大洋,为他们处理大陆事务有功。这里面包含不包含祖父的这个事件,不得而知。

 

  两函连战和马英九为祖父平反

  2005年5月,我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我在信中说:“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在信的最后,我写道:“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信函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同年11月,我接到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的回函。张荣恭没有回应“平反”一说,而是在信中透露一个消息来安慰我们。他在信中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本党中央公开展示,乃六十年来之首次,应系今年(2005年)国共正式和解后的新发展。”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同年8月正式就任。

  2005年12月29日,我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处得知,连战先生卸任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信函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但马英九从相关渠道得知我写信一事,提出了两点疑问。

  马英九向邵铭煌提出: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并让邵铭煌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相关档案。

  但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2006年1月19日,我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这封信发出至今,马英九及国民党一直没有回复。但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正在逐渐在找,并不断有发现。

  但是,在我看来,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首先,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开始是军统局,后来是保密局。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叫保密局,保密局仍然给蒋介石专报对祖父的关押情况。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打了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现在从台湾公布的和我发现的情况来看,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

  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不允许执行李宗仁的释放张学良和祖父的命令。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宣传,开始讲祖父是在重庆撤退时被土匪杀了。不过,现在不这样说了,说是被下面的人擅自杀掉的,可下面的人和祖父无怨无仇,而且9月6日重庆是很稳定的,因为解放军还没有入川呢,所以根本不存在混乱局面和大撤退,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西安事变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为何拒谈杨虎城

  核心提示: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杨瀚讲述祖父杨虎城杨瀚说,小时候,初冬时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会摆起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大人们会向着这个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长大后,他才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最早叫杨虎臣。

  再后来,他从一本讲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用匕首刺死了,因为要求抗日。

 

  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当时的杨瀚想加入红卫兵,可当时红卫兵要查三代,杨瀚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他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他:木匠。因为,杨虎城的父亲就是一位木匠,曾经反过清的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

  “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两见张学良,“他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杨瀚开门见山地说。杨瀚父亲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学良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杨拯民。张闾蘅曾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杨拯民,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杨拯民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杨瀚说:“第一次去见就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了,父亲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

  两次拜访张学良,杨瀚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杨瀚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闾蘅大姐就把我介绍给他了”。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这是杨虎城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杨瀚有点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这个与杨虎城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为何如此的平静。第二年,杨瀚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安排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这次希望带点什么回去的杨瀚说:“他根本就不想谈,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我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让工科出身的杨瀚倍感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去看张学良,但是两次美国之行没想到他那么平静,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才开始研究。”

  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西安事变没解密的材料在台湾。比如蒋介石怎么迫害张良、怎么分化瓦解东北军等”。杨瀚说。

  张学良、杨虎城,谁是主谋?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自是无疑,但是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1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在向张之丙姐妹口述时却改口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1杨瀚着,《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10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10月9日,杨虎城奉命率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南下。当时,杨虎城向张学良坦言:“剿匪”是无期徒刑。一O九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申请为阵亡师长抚恤10万元,蒋介石不理会,以致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了!”杨虎城部在“剿匪”中损失重大,对蒋介石也不满。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逐渐关系拉近,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系密切。

  第二次在1936年春。杨虎城在张学良府邸叙谈。张学良问杨虎城: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抗日)目的呢?

  杨虎城说:先停止内战。

  张学良叹息道: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他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

  杨虎城说:软说不行就硬干。

 

  张学良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第三次是西安事变当月。1936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3日飞抵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蒋介石严词拒绝。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回忆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

  张责问“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想法让张学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沉默不语的张学良让杨虎城以为碰了钉子,不由地警觉起来了。“余张学良随即安慰说:

  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后来,张学良说: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筹划中所发挥作用可见一斑。

  12月11日晚,杨虎城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对当晚的军事行动做了最后的部署,他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学良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

  在部署完后,一边等张学良一边谈“兵谏”后可能出现的情势。杨虎城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介石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

  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

 

  杨虎城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

  杨瀚说:“我祖父那时就非常注重老百姓的力量。当时还有人问他:‘把蒋介石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祖父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在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转过廊柱、跃上池塘、登上五间厅平台,王玉瓒便看到第三间卧室虚掩着房门。

  王玉瓒快速闯入,可是蒋介石的踪迹全无。

  这时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许。

 

  原来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在何处呢?史料显示,此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先是从后门逃跑,但是后门被锁住了,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的院墙,匆忙从一丈多高的院墙跳下,重重地摔在了乱石沟里,脊椎骨和脚均被摔伤1。

 

  摔伤的蒋介石此时无法动弹,只好由卫士背着爬了一段山,这时发现一个山洞,就在里面藏了起来。

  搜索到半山腰的东北军卫队营副连长张化东发现了蒋介石的侄子、侍从蒋孝镇。张化东拿枪逼问说:“委员长呢?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蒋孝镇惊慌不已、语不成声。

  “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哗啦哗啦”一串清脆的枪栓声,逼出了藏身于两块巨石缝隙里,光着脚、只穿着单薄睡衣、冻得浑身发抖的蒋介石。

  东北军的军官用长袍把蒋介石裹上,然后背着他下山。蒋介石成功被扣!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他上车时吹起了接官号。与蒋介石同时被扣押的还有5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和7000余名士兵。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936年12月12日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外,中共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12日晚上,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不论从普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发刊。

  通红军战士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高级领导人都表现的兴奋异常。许多人半夜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唱起歌,跳起舞,庆祝到大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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