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周恩来临终前留下的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时间:2015-06-1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清醒,使周恩来倍受病魔折磨的痛苦。上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摆脱回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卫士俯身细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卫士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虑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呜”的音在钓鱼台那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下头。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过来。”邬吉成放在电话,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去。“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是什么?”邬吉成含泪猜想。到了305医院,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说:“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安闲护士值班室里默默地等待总理清醒。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跑进来通知他:“预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邬吉成激动地走到总理病房门口。

  可是总理没能等到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多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过地走出总理治疗小楼,在寒夜里徜徉。邓大姐也在那里徘徊,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很憔悴。她见到邬吉成还在苦等总理清醒,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假如总理清醒过来,再通知他。邬吉成想想也对,便向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在这之前,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 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总理,您醒来吧,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临终前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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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周恩来传》,(英)迪克·威尔逊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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