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将军让软体“外交家”吴建民“四次无言”

时间:2016-05-09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罗援(左)与吴建民(右)在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节目中交锋

  原标题:从吴建民的“四次无言”看这位软体“外交家”

  “最近中国外交学院网站消息,3月30日,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做了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主题讲座。他在讲座中称,宣扬战争论的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他说:他和罗援曾在凤凰卫视上有一场辩论,他问罗,你是不是要打仗?罗不敢回答。事实真是如吴建民所说的罗不敢回答吗?请回放2014年7月20日,当天晚上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寰宇大战略”节目,“外交大博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吴问罗,你是不是要打仗?罗援的回答是;我们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是支持一切反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同时罗援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马列主义的战争观是否已经过时了?吴建民无言以对(一次无言)。吴建民在演讲中说,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而当时在节目中,罗援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4年指挥打了两次边境反击作战,依您的说法,是不是小平同志也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吴建民再次无言以答(二次无言)。当时吴建民被问得恼羞成怒,竟然没有一点外交官的风度,站起来用手直指罗援,声嘶力竭地说;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罗援回答说:这句话你应该去与平均4年打一仗的美国人去说,而不应该与30年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人说。吴建民又一次无言以答(三次无言)。吴建民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因此所有争端应该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罗援回答说,请记住小平同志在说“当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之后,紧接的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罗援反问:我们1988年在南海夺回来的6个岛礁,有哪个岛礁是纯粹通过谈判给谈回来的?现在已经被别人吞进肚子里的岛礁,如果你想纯粹通过谈判让人家给你吐出来,可能吗?我们必须争取和,准备打。两手都要准备。当时吴建民更是无言以对(四次无言),这就是回顾当年的电视节目真相。这个节目播出后引来了热烈的网评,纷纷指责吴建民有失外交官风度,斯文扫地,声嘶力竭咆哮电视台。还有网评:“罗援大战吴建民,太让人出气!罗援有儒将水平和风度”等。

  难道外交策略真是就像吴建民所说的,“所有争端都只能以和平谈判来解决”吗?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外交部副部长,资深女外交家傅莹,到国防大学作报告时的讲话:“我要讲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指望我们这些外交官能用嘴巴给你们拿回来。”我们老一辈的将军外交家们更是直言不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回顾战例,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就是用武力打得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的。因此说,外交和军事是一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都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两只手。罗吴辩论后,许多外交部的老大使纷纷说,吴建民根本就不能代表外交部,他以权威自居,以给中央领导当过翻译自吹,其实凡是在外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都知道他“文革”中那段不值得炫耀的历史。一些外交学院的学生也跟帖,以有这样的院长而为耻。

  罗吴辩论后,罗援认为这是认识理念问题,是纯学术上的辩论,当军科主办香山论坛时,征求罗援的意见,罗援还推荐请吴建民作主持人,曾有人问罗援,你怎么这么大度,不计前嫌,请吴建民出山?罗援回答,那是君子之辩嘛,何必耿耿于怀?但是吴建民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胸狭隘,不惜余力地在讲话、讲课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罗援。从“外交博弈”节目上,他与罗援的表现和直至目前的所为,都反映出他既没有涵养风度也没有胸怀人品。

  他最爱摆出他做过领导人的翻译来说事,最爱以资深外交家的姿态凌驾在媒体公众面前,正如《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所回应他的:“吴大使代表了中国旧外交家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吴大使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是他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其意为很硬、很恨。如果用吴大使针对中国军人狠劲儿的十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一,来针对不断挑衅中国的外敌,恐怕他也不会遭到这么多的非议。我们只能理解吴大使在国外多年,已同化的没有了民族慨念。因此他说:“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于战争的愿望”,他大唱“和平经”。难道他看不见世界上发生的各处战争?他看不见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难民?连现在每日新闻报道的叙利亚、土耳其的战争也能熟视无睹?自美国重点转移亚太以来,我国周边局势恶化,东海、南海、台海及朝鲜半岛风起云涌,美国与周边小国频频军演,不断地派飞机、航母、军舰,在我国领空、领海周边航行挑衅,这些他也能视而不见?他竟然说“美国这些行动不主要是针对中国”,迂腐至此、昏庸至此!愧对“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称号,有辱“外交学院院长”的殊荣。这就是他的“鸵鸟式”的大局观,以此大局观授课育人,只能培养出缺钙的、只会爬行的、近视的软体动物。

  因此,我们外交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千万别让吴建民这样的“泛和平主义”者所蛊惑,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多次演绎过“泛和平主义”误国殃民的悲剧。我们培养的是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服务的外交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才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为外交部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周总理处处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宗旨,灵活运用外交的软硬两手。在当年没有几个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时候,争取到许多国家来与我们建交。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推动了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团结了大多数新兴力量的国家,以后又用小球推动了大球,展开了我们的灵活外交。但是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与第一世界大国的对话都充满了机智和幽默,不亢不卑、斗智斗勇。周总理以他的聪敏机智的人格魅力和谦和友善的外交风度,为祖国为民族争得了荣誉,赢得各国领袖和人民的敬重。他去世时联合国都为他下半旗哀悼。吴建民等人与周恩来等老一代外交家的能力水平、道德情操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与王毅、傅莹等新一代外交家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外交新秀们应该好好学习周总理的外交风范,批判“泛和平主义”和“和平麻痹思想”,不当“洋奴”和“买办”,抵制抛弃民族精神的思潮,争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尽心尽责的优秀外交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有战争,(霸权主义者除外)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但是作为军人应尽的义务就是保家卫国。正如罗援所言,“军人不言战、不谋战、不敢战,留着军人干什么?”只要国家一天没有统一,只要国家的周边一天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政权一天存在着被外敌颠覆的危险,我们就要按照习主席的指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时刻做好准备,一旦祖国需要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正因为我们有强大国防,正因为我们有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大军队,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宁。

赵明昊:“鹰鸽”之争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

  近日,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间围绕中国外交问题的争议成了一起“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吴建民先生是资深外交官,也是一位宽厚温和的长者。胡锡进先生则是媒体界大咖,在他的努力下,《环球时报》在短短十余年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报纸,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至少,很多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都把《环球时报》的文章视为中国官方有意对外释放的“信号”。

  吴建民先生说的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

  胡锡进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

  这两位先生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外交到底怎么面对“社会性力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不干外交工作的人到底如何参与外交?

  现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外交部”之外的外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那时,外交仅仅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王公将相的事,他们搞秘密谈判、利益交换,充斥“谎言、算计和欺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因为那帮整天搞秘密外交的人给搞砸了。让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变得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事,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外交”和“对外事务”不是一码事

  实际上,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两个概念:“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还拿美国举例吧,美国国会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前者相对精英化,更多代表“智识”;后者相对大众化,更多代表“民意”。

  有时候,“民意”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很容易被操纵,进而陷入非理智的状态,或曰“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意”也需要被制衡,要让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少数派给民意踩踩“刹车”。这就是美国人极为看重的“权力制衡”。

  美国参议院有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常被译为外交委员会),而众议院则叫“对外事务委员会”。前者负责处理很多更“外交”的事儿,比如批准美国签署的外交条约以及驻外大使的任命等。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曾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总统、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视为美国国会中的“高洋上”单位,不在这个委员会镀镀金,都不太好意思竞选总统。

  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外交”的高度泛化,“外交”概念被滥用,好像任何粘上点外国人的事情都被叫做“外交”,体育外交、美食外交等等不一而足。很多人所说的“外交”,其实是“对外事务”。

  平心而论,外交是一个专业工种,跟软件工程师、美发美甲师等一样,都需要专业性的训练和培养。外交官需要精通外语和谈判技巧、国际条约和法律、国际组织议事规则等,还得通晓外交礼仪,比如吃西餐时喝汤不能出声音、穿西装不能把扣子全都扣上、黑皮鞋不能配白袜子和“查塔姆规则”。

  中国的外交官表面上看挺光鲜,但其实日子很清苦。他们被称为“不装军装的军人”,要受到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

  如果你博士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会给你一个“三等秘书”的职衔,级别是正科,每月全部工资收入不到7000元。即便四年之后顺利晋升为“二等秘书”,工资也就涨个几百块。晚上工作到8-9点、深夜被电话叫醒是家常便饭,因为总有“火烧眉毛”的事情,通常没有加班费,加班费标准也就是30-40元。你需要被派驻到国外工作,即使那个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处于高海拔地区(会得心脏病),处于致命传染病高发地区。必要时刻,你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文件、秘密和馆舍,更不用说保护中国公民,因为它们都叫做“国家利益”。

  仔细想想,用“软”和“硬”、“鸽”和“鹰”来评价外交官不太合适,中国在21世纪的顺利崛起,需要国民在观察世界时摈弃那种“非黑即白”、“我善人恶”的思维模式。

  外交的工作目标就是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不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得有明确分工,不能混为一谈。开启一场战争太容易了,但结束一场战争真的很难,看看美国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倒霉样就知道了。打仗总归是要死人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叙利亚在短短几年中从“中东的样板”沦为一片废墟,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谁能不叹息战争的残酷。

  中国搞大国外交需要“21世纪的外交官”

  如果说做军人就是要习武练兵、准备打仗。外交官就是要奔走劝和,甚而是“息事宁人”。何谓外交,就是要化解敌意,哪怕不能够“化敌为友”。

  外交是一种“小声说重话”的艺术,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投降,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哪怕是美国这么不可一世的国家,在面对伊朗、古巴的时候,不也还是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丈夫能屈能伸,大国也要懂得知进退的道理。想要处处赢、时时赢,根本做不到,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时候看样子是占了便宜,却难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了“实”但丢了“势”。

  当然,中国要想搞真正的大国外交,不仅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也的的确确需要一大批“21世纪的外交官”。这样的外交官,不高高在上,不拿腔拿调,不空话连篇,不故作神秘。

  中国的新型外交官必须要有更大的思想力、亲和力和行动力,少一点斗争思维,多一些“魅力攻势”,尤其是善于接触和调动“社会性力量”,善于搭建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政策网络”,还要善于倾听和表达,能写出有思想厚度的文章,能发表有温度、有干货的演讲,能“拨动人的心弦”。

  客观而言,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任用和培养机制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校门”直接进“机关门”,成长环境相对封闭,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谨小慎微,紧张有余而舒展不足。

  试想,一个外交官在25-35岁之间,缺少和智库、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打交道的充足经验,缺少走到前台、对外发声的充足经验,缺少应对争议、化解危机的充足经验,他怎么可能在未来堪当重任。

  “大国外交”不是海市蜃楼,它需要一大批跟得上时代,甚至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需要真正的“旋转门”,广纳天下英才。

  在美国有“1美元政治家”的说法,指的是一批自己已经不缺钱、只想给国家和社会做点实事的人物。现如今,中国民众是世界上对国际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国民群体,同时也有一大批想要为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专业人士。这应当成为中国施展“大国外交”的正资产。

  希拉里前些年担任国务卿时强调美国外交必须尊重、重视和用好“公民力量”(civilian power)。中国外交的“社会化”转型,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吴建民和胡锡进先生有更多心平气和的对话,即便双方达不成共识,至少也能让国民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有多么的复杂。醒醒吧,复杂的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简单的答案。

中国外交官需要吃钙片?吴建民回应三点意见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顾问、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高征澎湃资料图

  核心提示: 吴建民: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外交官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而龙永图是这方面的楷模。

  原标题:原驻法大使吴建民:中国外交官真的需要吃钙片吗?

  “文汇”客户端4月8日消息,56年外交生涯,退休之后仍上下求索,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顾问、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近日在外交公寓接受文汇专访时说,“观察世界、观察中国、观察人”构成了他当下生活的主旋律,而如何将自己观察后的心得准确传达给听众,吴建民一再强调“要讲真话;讲的道理要站得住脚;讲的真话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经常在国内大学、企业、机关单位演讲的吴建民,难免会遇到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言论,吴建民表示并不在意。他认为,观察世界,与世界对话需要有效交流,观察中国,与国民沟通也需要有效交流。“软”和“硬”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言战易,言和难”。通过讲能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话,自然能使别人心服口服。所以,关键还在于如何能有效地讲真话。

  吴建民去年3月在国防大学的演讲,只强调了三点看法。针对嘲讽外交官太软的人,吴建民发表意见:“第一,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第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

  外交官所做的决策由中央统一决定,如果遇到分歧该怎么处理?吴建民强调,外交官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而龙永图是这方面的楷模。他谈到龙永图与美国代表就中美双边协议进行商谈的一次经历:1999年11月15日早上4时多,美方代表提出核对文本,这说明协议商谈到了最后阶段。龙永图发觉美方的文本较之前有些差异,谈判成功或有可能。在会议休息时马上汇报,得到的回复是“对谈判不抱希望,不必再谈”,但龙永图思考再三打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越级打给朱镕基报告了情况,朱镕基听后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兴奋地告诉江泽民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当即决定授权朱镕基全权处理,最后达成了中美双边协议。吴建民分析,2001年,中国对外经贸50亿,2014年上升到4.3万亿,这份协议造福了无数中国民众。吴建民以龙永图为例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外交官要实事求是讲真话、敢于担当,敢于将自己的荣辱放在一边。

  西方持续盛传的中国崩溃论,例如“中国经济崩溃了”,“内战即将爆发”,“改革完蛋了”等负面言论让国外对中国误解重重,怎样说服别人消除误解,吴建民在诸多场合反复提到交流的重要性。他认为,“交流是一种艺术,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考虑主客体双方,且开头的几句话非常重要”,“至于怎样打动别人要靠积累。有心的人总会通过之前的观察体悟,将别人精彩的内容化为己用”。

  吴建民以一次在法国一个富丽堂皇还有乐队伴奏欢迎的大厅演讲的经历为例加以说明,他这样陈述“如果有人说这座大厅即将坍塌,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是疯子。但如果有比这更严重的胡言乱语,说中国将要出大问题,这个人会被当成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希望大家能客观观察。”用法语演讲的吴建民深谙交流之道,言之凿凿,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已过古稀之年的吴建民以77岁高龄仍奔走于世界各地,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顾问的他坚信“和平发展”是世界趋势,秉持着“为国家为世界做点事”的理念,充当“观察使节”,观察世界、观察中国、观察人。

  相关新闻:吴建民批胡锡进搞不清状况 胡锡进回应吴是典型鸽派

  4月7日中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长微博,回应早前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公开演讲上批评环球时报的言论。

  3月30日,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做“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演讲,期间指出世界发生了“大变化”,而现在很多国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美国打不过,菲律宾可以打啊?完全搞错了时代。”

  他具体举出环球时报的例子“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很极端的,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我心里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

 

  资料图:吴建民

  9天后的今天,胡锡进才回应此事,他解释称“最早听说这事,我没准备回应。但因此演讲流传很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几句。得罪这位大使先生了。”

  之后胡锡进将吴建民的言论成为“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并评论道“(好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他们希望媒体突出报道中国的“外交成就”,只报道中外友好合作的进展,别碰问题,说话严格以外交部表态为基调,鹦鹉学舌就行了。他们遇事最希望媒体不报道,低调报道。”指吴建民“说话中规中矩、让人感觉像‘背稿子’的发言方式”、“给当时跑外交部的我留下深刻印象”。

  胡锡进接下来解释了环球时报各种观点都会呈现的“媒体的多元”,他承认“环球时报这些年刊登了一些与‘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他具体举了几个例子:“(刊登的文章)包括同样遭到吴建民批评的罗援将军的文章,以及被认为观点‘强硬’的一些学者文章;也包括王占阳等反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还有主张中国应警惕民族主义膨胀的文章等。”

  在吴建民的同一场演讲中,他也提到过国内的“鹰派”,他说“我和罗援将军有一场辩论,凤凰卫视,他气很足啊,说一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三十年的时间。我打断他了,说你是不是要打仗,他不敢回答。我说你犯了时代错误,什么叫时代主题?第一,反映了某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第二,指出了这个时代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资料图:胡锡进

  胡认为吴大使“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有种高高在上的严厉”,“吴大使自己通过环球时报发声的同时,反对环球刊登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与民主、多元的时代精神不符”。同时为自己的刊登的这些文章辩护称“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而吴大使这样的外交官不善于使用媒体的这种资源,也没想把它们与“外交部基调”的距离变成中国外交的新空间,这很可惜。”

  接下来,胡锡进讲了个他早年持免签公务护照却被某国边防拦住的“小插曲”:“经艰苦交涉,我进入了该国。我对中国驻该国大使表示,我要向该国媒体投诉,促该国重视,以防今后持公务护照的中国人过境时再有我的遭遇。这位大使是这样对我说的:过来了就好,千万别招事了。别说你了,连我过边境也经常被拦住不让过。我愕然。吴大使让我想到了那位大使。”

  不过胡文末还是说“听编辑说吴大使又给我们发来一篇文章,我们会很快刊登出去。争议不影响我们继续视他为一位我们的重要作者。”

  戴旭批胡锡进对越作战言论:做人还是要有良知(图)

  大公网6月5日讯(记者 宋敖)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微博言论再遭“炮轰”。昨日上午10点36分,胡锡进发微博写道:“见到一对越作战老兵,讲他当年参加敢死队。晚上挑选出一批敢死队员,表决心,然后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由两倍于敢死队员的士兵看着他们,怕有人跑了。每人给一个本,给亲人写信,实际是写遗书。他说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样,第二天执行。那一夜睡个屁。他活下来,是因为第二天突击任务取消了。向他敬个礼。”

  这条微博发布不到半小时,胡锡进又跟进一条继续讲述越战老兵的故事,“他还讲了一个获二等功的战友,肩扛炮手,平日最胆小。遇一半山碉堡,组织了三组肩炮手,这个兄弟排第三组。他眼看着前两组战友倒在碉堡前,身被重机枪打烂。该他去死了,他冲上去,站起来。命啊,敌人的重机枪可能枪管打红了,可能换弹夹,他得到与整个生命同价的几秒钟。他击碎了碉堡,成了英雄”。

  微博发布后,胡锡进引来军界人士和众军事爱好者的“抨击”。空军大校戴旭当天夜里转发评论表达不满:“老胡,你当过兵吗?你这位老兵朋友是谁啊?说这话有证据吗?是哪个部队,能说出来吗?在《炎黄春秋》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读书》抹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时候,你和你的朋友又在给解放军脸上涂油彩,什么意思啊?去年李开复薛蛮子等攻击我,你就讨好公知舆论。办报可以左右逢源,做人还是要有良知。”

  解放军报官微@军报记者同样在当天发表微评:【心中有爱,所以从不畏战】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说,那时,很多战士“父母老、家里穷、对象吹”,许多干部“爱人无住房、孩子无人带、欠账无钱还”,可没一个人当孬种。他们一起冲锋,舍生忘死,绝不是为了待遇,更不是为了几百元的抚恤金,除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别无他解。

  网友@欧阳先生评论发微博称:@胡锡进作为一家影响很大的报纸总编,讲话必须讲究导向,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胡编乱造。你造谣污蔑越战老兵,已犯大忌,也伤害了30万参战解放军特别是牺牲将士的心。我的老首长,湖南林科院正处干部,对越作战连指导员,一等战功荣立者廖明顺警告你,必须删除帖并向老兵致歉,否则后果由你自负!

  网友@北山南人发微博追问胡锡进称:说说敢死队老兵的番号如何?“由于此此次‘黑豹行动’为秘密偷袭,并不是所有战士都有机会参战,417团以4连为基础,从全团范围内进行选拔88名最为优秀的战士。选拔完了后,很多战士给领导送烟送酒,要求到前线去。我们八班长为了进第一突击队,跟连长、指导员闹矛盾……”

  近一段时间,讲述中国军人作战的文章和言论纷纷引起巨大争议。@军报记者昨日微博中指出,三联书店旗下的《读书》杂志2013年第9期刊载了署名罗尘的《朝鲜战争中的众生相》文章,并认为该文肆意歪曲抗美援朝历史、抹黑志愿军形象。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今年85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王玉目睹了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全过程,对这篇文章感到十分愤慨。

  北京历史政论刊物《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文中称:宋学义作报告时称他们“牢记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粥一饭。”葛振林却在口述中说他们跳崖前”看到地里有散种的萝卜,每人拔了一个……年轻的胡德林,一气吃了两个”;跳崖后,“宋学义大口吐血。吃了块萝卜压了压”。此文引来两位左派大V梅新育和郭松民的批驳,之后《炎黄春秋》起诉两位大V,并原定于6月3日、4日在北京丰台和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截至记者发稿前,庭审因延期尚未开庭。

  吴建民:世界的三个中心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2012年是大选年,在五十多个国家举行了大选,领导人更迭。大选年各国的注意力内向,关注国内的情况。然而,国际上各种因素继续发挥作用。在回顾2012年国际形势时,可以看出,最突出的特点是,国际关系中正在呈现三个中心。

  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

  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危机来势迅猛,雷曼公司以及美国一批大公司和银行倒闭,华尔街陷入了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很显然,当时金融危机的中心是在美国。

  危机爆发后,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场危机规模之大,来势之迅猛,影响之深远,堪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相媲美。面对这场危机,一个国家,就连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很难单独应对,人类必须联合起来。

  20国集团分别于2008年11月8-9日在美国华盛顿,2009年4月1-2日在英国伦敦,2009年9月24-25日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了三次峰会。这三次峰会举行的及时,措施有效,使得这场大危机没有像上个世纪那样,演变为大萧条。

  2009年12月,爆发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如果欧盟不给予及时救助的话,希腊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和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十分明显,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

  2002年1月1日,欧元问世,这无疑是国际金融与货币历史上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十几个欧洲国家拥有共同的货币,大大方便了相互之间的贸易、旅游和人员交往;欧元成为继美元之后,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增加了欧洲货币的稳定性。国际投机商袭击意大利的里拉、法国的法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欧元先天不足。货币统一了,但是欧元区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并没有统一,这就为后来的危机种下了祸根。这种状况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显现不出来,但是,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代议制民主。这种体制虽然保证了欧洲政局长期总体稳定,但也造成了欧洲政治家短期行为成风。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为了赢得选票,当选执政,向选民做出了众多的允诺。然而,一旦当选执政之后, 要兑现竞选诺言时,发现国库里没有那么多钱。在西方的体制下,竞选诺言往往很难全部兑现。但是,完全不兑现是不行的,必须兑现一部分。要部分兑现竞选诺言,就需要钱,没有钱,就只好举债。反正自己在位就几年,还债是后人的事。上述状况决定,欧盟大部分国家都过度举债,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上限。希腊公共债务占其GDP的比重达120%,欧盟27国平均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83.4%。

  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债务危机上。欧盟已经举行了二十多次首脑会议,会议虽多,措施也不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危机使欧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英国本身经济状况不好,对援救希腊等国态度不积极。 2011年12月,欧盟峰会决定采纳德法两国修改欧盟条约的草案,在欧盟范围内实行统一财政政策。17个欧元国及9个非欧元国均表示将加入新条约,只有英国拒绝新条约。英国与欧盟的距离正在拉开。

  欧盟成员国多数经济在低谷中徘徊,欧元区今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再次陷入了衰退。欧洲经济不景气,失业问题严重,特别是青年人找不到工作。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西班牙和希腊超过50%,法国25.2%,英国21%。青年失业率高,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

  欧债危机的资金缺口高达1.4万亿欧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要弥补资金的缺口,各国就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削减福利。失业和福利削减,就导致欧洲的社会风潮愈演愈烈,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增加了欧盟国家应对欧债危机的困难。

  2012年11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元区至少还要再过5年才能从严重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

  全球动荡、局部战争的中心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引发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大地震。该地区的动荡局势持续发酵,一个个强人政权倒台,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中东扩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2012年6月30日,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埃及举行总统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党首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新总统。

  今年以来,形势的发展表明,中东、北非的动荡集中反映在叙利亚。叙利亚的内战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3月15日全面爆发。到今天,内战愈演愈烈,已有3万人丧身,逾25万难民逃离国外。叙利亚内战从本质上看,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全球大国在插手,地区大国在博弈,不同教派的力量在较量,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抗在这里继续,民族矛盾在发展,基地组织也趁机在叙利亚发展自身势力。如此规模的“代理人战争”,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次出现的现象。叙利亚已经成为全球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

  今天,这场战争已经陷入了僵局。从交战双方的情况来看,叙利亚政府军是有组织的,国际上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而反对派力量由众多的派别组成,他们要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是一致的,但政治上又各有所图。反对派在国际上得到美国、欧洲、以及土耳其、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支持,但支持的力度不一。美国不愿提供先进武器,担心落入基地组织之手。欧洲不愿意武装介入。虽然在外界的推动下,叙利亚的反对派正在走向联合,但要真正形成统一的力量,绝非易事。上述因素决定,战场上的僵持局面可能会持续。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阿以冲突的形势在恶化,双方的冲突在不断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另一方面,伊朗核危机也在深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日在联大发言,用图说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制造核武器的临界点。他声称,现在伊朗已经拥有91.4公斤浓缩铀,预计到明年夏天,伊朗就可以生产出制造核武器需要的200-250公斤浓缩铀。9月28日,内塔尼亚胡还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敦促美国为伊朗拥核画一条“红线”。11月7日,美国大选刚结束,内塔尼亚胡扬言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在必要时对伊朗动手,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美国一些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智库私下声称,美国对伊朗开战已经不是开不开的问题,而是何时开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叙利亚内战的根子是伊朗,把伊朗收拾了,问题就解决了。

  十分明显,中东地区,特别是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成为全球地区热点和局部战争的中心。

  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今天,世界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一向是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状况都不好。然而,新兴大国,特别是东亚地区,尽管经济增速在减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7.5%至7.7%之间,印度为4.9%,泰国为4.5%,菲律宾为5.6%,印尼央行预测今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将达6.3%。世界银行预测东亚经济今年增长为7.2%。

  2012年7月,我去伦敦访问,会见了一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说:全球经济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经济脆弱,新兴大国经济增长强劲。

  尽管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大可能回到过去十年的两位数,但是如果中国能够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非常可观了。中国7%的增速,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相当于美欧的总和。

  三个中心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2012年国际形势中最引人瞩目的。三个中心均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并在可预见的将来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那就意味着,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欧盟,今后数年内处境困难,这必将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另一方面,今后几年,欧盟的主要精力仍然会放在应对危机上,很难抽身来关注世界其他地方。

  全球动荡、地区热战的中心在中东,特别是在叙利亚。看来,中东、北非的动荡有可能常态化。

  中东的动荡,叙利亚的战争正在吸引全球的注意力。美国一再声称要重返亚太,重返亚太是美国必须采取的行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随着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的。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大西洋(600558,股吧),美国的战略重点当然在大西洋。现在,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向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转移,这将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美国的战略重点当然要追随这一大趋势。然而,中东地区的动荡,特别是叙利亚的内战,正在愈演愈烈,美国重返亚太心有余而力不足。中东地区,叙利亚战争,伊朗核危机,仍然会占据美国的许多精力。要想真正重返亚太,谈何容易。

  全球动荡,地区热战的中心,一般只能有一个。特别是在今天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更是如此。

  亚洲,特别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充分利用了地区和平与全球化所提供的良好环境,在本国国内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妥善地处理了相互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近一段时间以来,东亚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和主权争议,出现了一些紧张形势,但是,这种紧张与中东地区的热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三个中心的出现,证明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并没有过去。今后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牢牢抓住并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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