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善名行恶事——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

时间:2016-06-28 编辑:九秦军事网 来源:

  【摘要:1984年之前,英国视香港殖民地为自己独霸的摇钱禁脔,香港总督拥有绝对的权力。1984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协议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在剩下的13年间,英国开始播下乱局的种子,殖民政府在最后的岁月里,不是忙于卷包袱,而是阴毒地修订香港的法规法则,制造矛盾及鼓励内斗,放任社会各个阶层与与政府对着干。就为了给中国留下一个混乱的香港。】

  

  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 之一

  2016-04-28

  1843年4月5及6日,维多利亚女皇相继颁发了「英皇制诰」与「皇室训令」两份诏书,把近乎封建皇帝才拥有的绝对权力授予香港总督,使他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个新殖民地,把它变成为英国在中国掠夺利益的大本营。港督这些权力遍及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范畴,主要实现在操控立法与行政两局、任免各级法官、赦免或减免罪犯刑罚、决定官员的去留等方面。

  那究竟「英皇制诰」与「皇家训令」是什么东西来的呢?精简地说,「英皇制诰」是一份政治大纲,只有三页纸,其内容规划了香港殖民地的政治架构及港督的权力范围。「皇室训令」则共有十页纸,分为38小段,在细节上补充了「英皇制诰」的内容。

  从英国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政治布局是理所当然的。伦敦政府在距离本土万多公里的远东地区设立一块殖民地,以区区数千官员与士兵来管控域内数以十万计的华人居民,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是港英政权运作的唯一选择。但这样一来,港督便垄断了在殖民地内的所有权力(行政权力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基本上不受任何内部制约。所以,港英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借披英国民主外衣为名,暗行专权独裁统治的政府。

  了解了上述这些事实,我们就会清楚知道,所谓「香港一直实行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是一句废话,是破坏团伙故意弄出来误导市民的武器。他们不断以此来把特首仅剩的行政权力妖魔化,然后鼓动一些无知市民对特首的敌视,使特首变成众矢之的,最终达到他们制造社会矛盾、摧毁香港的目的。

  话得说回来,伦敦政府不可能不为港督这些近乎泛滥的权力设限,以免日后形成干弱枝强、尾大不掉的局面。在「英皇制诰」的尾段,伦敦政府以英女皇的名义,写下清晰的终极一句:「我在这里保留我、我的子嗣及继承人的全面权力及权威,在我们觉得有需要时,可以随时褫夺、改变或修改制诰。」意思是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港督在殖民地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女皇不用通过什么程序,只需一纸诏书便可以收回。

  自颁布后,「英皇制诰」与「皇室训令」在1984年前的141年分别有13及16次的修订;那就是说,「英皇制诰」平均每10.8年才修订一次,而「皇室训令」则平均每8.8年修订一次。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全部的修订都没有影响到港督的绝对权力。但在1984年(香港前途已笃定后)至1997年的短短13年过渡期间,两份文件的修订次数就突然疯狂上升至9次与12次,等于是1年多一点就修改一次,频率比以前大增了8-10倍,而且越接近1997年就越频密。

  如果我有一间屋子,里面的住客不但跟我非亲非故,还在多年前占住屋子时与我有过不少过节。一直以来,他大约每8-10年才会维修一次。然而,当他知道还有13年便要把物业交回给我之后,却突然每年都大动作地去改变房子的主要结构,而且在最后1-2年更变本加厉,一年改动两次。这样的做法合常理吗?是为了使我以后能住得安全、舒适、惬意吗?

  在香港殖民地的最后13年,「英皇制诰」与「皇室训令」所给予港督的权力究竟被削减了多少?删去了什么?

  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 之二

  2016-05-05

  「大话最怕计数」,如果大家把英女皇的「英皇制诰」及「皇家训令」与「基本法」比对,就知道「基本法」是一份如何开明的、民主的、进步的、合情合理的小宪法。「英皇制诰」及「皇家训令」虽然冠上英皇、皇家这些「动人」的称谓,骨子里头却是遍洒封建、独裁、专横的意识与手段。

  前文说到,自1843年颁布后到1984年这141年间,「英皇制诰」一共经历了13次的修订。这些修订除了在1967、1976及1982年规定各级法官的退休年龄及港督对法官的任免权力外,其余大多数是小修小补,最突出的是英国从来没有触动过香港政府的建制与架构。因此之故,百多年来,港督的独裁权力纹风未动。大家只要回想,殖民地时代港督的形象是怎样的冷酷、无情、慑人,便可知道他的权力是多么庞大,做法是多么专断。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协议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联合声明的主体相当简单,只有一共8段;第1段是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声明,第2段是英国交还香港主权的声明,内容简短。第3段细分为12小段,篇幅最长,占全文的一大半,内容勾勒出香港特区的轮廓。第4到8段则是两国的共同声明,每段的篇幅很小。当中的第4段只有寥寥的96个字,但却埋下了香港这些年来动乱的祸根,特节录如下: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骤眼看上去,此段文字严肃正常,内容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异样,其实暗含杀着。它说在过渡的13年期内,英国继续负责管理香港,中国则予以合作,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订明的时限是1997年前的13年,那就是说,在这之后如果香港出现任何问题,都与英国毫无关系。期内英国只负责香港的繁荣安定,至于其他事宜,包括改不改变香港的政治架构,那是英国人说了算,中国不但不能置喙,还要反过来给予合作。就这样,在回归前的13年里,英国对香港的政治架构展开翻天覆地的破坏性改组。老谋深算的英国人,果然是施行阳谋的大行家。

  1985年4月2日,「英皇制诰」迎来了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一份修订。在这份以香港宪报形式发表的英女皇诏喻里,英国在142年来第一次「恩赐」 殖民地二等公民初尝分配执政权力的甜头。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不到5个月后,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出台了此份档,破天荒地允许香港市民参与选举立法会里57位议员中的24位。这不禁使人疑问,在这之前的142年,英国人去干了什么?都睡着了吗?

  有人可能说,那怕英国人此举有任何计算,引入民主因素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好事。若如是,那就请这样想的人继续看看英国人的「精彩」手段。

  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 之三

  2016-05-12

  上次说到,英国在1985年4月2日,即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不到5个月便迫不及待地修改「英皇制诰」,「恩赐」殖民地华人二等公民参与选举立法局57位议员中的24位,这个「慷慨」可是英国在142年来的头一回。其时间之巧合,「皇恩」之浩荡,不能不使到一个拥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产生疑惑,奇怪是什么原因使到一向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如此「大发善心」。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在忙于拨打自己的利益小算盘,哪有什么心思去琢磨其中的玄机!

  殖民地政府于是奉「英皇制诰」诏,在1985年9月26日进行第一次立法局选举,一共产生24位民选议员,当中一半是经选举团选出,另一半则是经功能组别产生。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才不过九个多月后,立法局这个香港最 高权力议会就居然可以完成在过去百多年也走不通的路,出现了民选议员。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在香港引进民主因素不是时机成不成熟,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1984年之前,英国视香港殖民地为自己独霸的摇钱禁脔,怎会割舍一丝一毫的操控权力?现在眼看着香港这只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啦,它能甘心吗?在剩下的13年间,英国既要播下乱局的种子,又要尽量做到不动声色,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中保持香港社会稳定的规定,能不抓紧时间吗?

  但是别弄错,24位民选议员只是总数56位议员的一半不到,后面还有手执尚方宝剑的立法局主席港督在虎视眈眈呢!选举后,港督依然是唯我独尊,手中的绝对权力丝毫没有改变。毕竟,13年也不是太短的一段时间,套在香港人脖子上的绳子可以开始放长,但却要徐徐有度,不能太快,否则英国如何可以在此最后期间捞尽最大的利益?而那些经间接选举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上阶层,百多年来累积的听话惯性很强,当中纵然有些人有一些反对殖民政府的思维,但在势单力薄,适应需时的情势下,顶多都是在会议时动动嘴皮子,一时三刻对英国在香港的剩余统治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是,英国却可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埋下了香港动乱的种子。不过,这些种子长大、开花、最后结出硕大的「动乱果实」,不但需要多年的不断「栽培施肥」,还必须准确地计算好出现在1997年之后。这真是可以作为国际破坏计谋的范例!

  转眼就过了三年。1988年4月7日,香港再次迎来了「英皇制诰」,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规定在当年9月的立法局选举里,民选议员的数目增加了两席至26,而港督指派的议员则相应减少了两席至20。另一点这就是把高院及地院法官的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65岁,港督还可以酌情延长。这招举重若轻,在当时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似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恍然大悟。高明啊!

  此例一改,殖民地政府就能多提供五年的时间,让英国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士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调教华人得意弟子,日复一日地把如何制衡的价值观及手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现在司法界里很多声名大噪的人物如袁国强、黄仁龙、戴耀庭、陈文敏、梁家杰、余若薇、汤家骅等人与很多司法界人士们,差不多全都是这个时期的师兄弟姐妹。你现在可能开始明白,为什么以梁家杰为主席的公民党,其副主席陈清侨在停牌期间继续犯法开车会被法官大公无私地判罚6000港元以及停牌12个月。不过,在以往的同类案件中,被告人则多数会被判坐牢。你再留意一下,在很多与占中及旺角暴动有关的案件中,法官的判决与判词都使我们市民大众摸不着头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患了了精神分裂症。

  英国向香港的政府权力架构动手脚,这时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更疯狂的还在后头呢!

  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 之四

  2016-05-20

  我在前3篇介绍了英国如何在「英皇制诰」之上,利用各种修订为杠杆,不动声色地撬松港督对立法局与司法界的绝对控制权。他们举重若轻,行事公开但隐晦低调,使人防不胜防。1985与1988年的第一及第二次修订,只是整套阳谋的开始,接下来他们便要对港督的行政大权动手。

  第三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除了高院及地方法官、政务司、律政司及财政司外,港督可以在自定义条件的情形下,把任免其他官员的权力授予其他人,但此项授权必须在香港宪报上刊登后方能生效。」 表面上看来,这个修订只是涉及港督行使任免权力的安排,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还真是一名朴实的老好人。大家试想想,一件如此简单的行政安排值得英国大动干戈,以女皇的名义地去修订「英皇制诰」吗?

  1992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胜,讽刺的是,大功臣之一的保守党主席彭定康却在自己的选区「意外地」失去了国会议席。此时,英国新首相马卓安亟需找到一位落实颠覆香港的谋划的最佳人选,见彭「失业」,因利乘便,安排彭担任香港第28任港督。大家可知道,彭是香港历史上28位港督之中唯一不是军人、殖民地部或外交部出身的人。他虽然是一名落魄政客,但口蜜腹剑,行事老奸巨猾,成事一定不足,但败事却绰绰有余,出任末代港督,舍他其谁?

  1992年7月9日彭上任后。立马进行「去权行动」,把港督百多年来所拥有的干纲独断,直接决定任免政府部门首长及主要官员的生杀大权逐步授权出去,散落到政府高层的各个角落,逐渐形成一个惯例。因为这些授权需要刊登宪报才能生效,惯例在几年内演变成为一个机制,而且很快便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在最后的岁月里,彭本人只掌握高院及地方法官、政务司、律政司及财政司等寥寥几个官员的直接任命权,静静地等待把少得使人同情的人事权力「顺利移交」给董建华!

  这个「修订」看透人性,暗藏杀着,使特首在回归后不能轻易复辟。纵看古今中外历史,大家就会深深体会到官员对权力的独占欲有多么的强,实在是一种易放难收的东西,没有官员会愿意把手中的权力轻易交还出来的。彭定康在6年前已把任免人事的大权交给底下官员,并形成机制,各个部门首长早已习惯了这个美好的感觉。如特首在回归后立即把这个机制取消,夺回有关权力,无疑是一个捅破马蜂窝的行为,牵连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就算特首对此阳谋的严重破坏后果有所警觉,意欲改变,但此举实在是等于封建皇朝时的削藩行动,没有锐利的判断、破釜沉舟的决心、果断的手段,怎能成功?在回归后的3位特首当中,只有在官场中打滚上来的曾荫权或许有此手段,但他的判断与决心,早被「杂务」蒙蔽了。董建华是老实人,说也不懂,懂也斗不过陈方安生,更不用说。至于梁振英,至今还没有迹象显示他在这方面有所觉悟。

  在第三次修订的同一日,英国政府还通过了另一个重要的修订,那就是把联合国的最高人权理想没有保留地全盘引入香港,使香港的潘多拉盒子从此打开!但不知何故,这份第四次修订被延迟了17天才在香港公布!

  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疯狂改例(终结篇)- 以善名行恶事

  2016-05-26

  5月18日,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香港各界欢迎他的晚宴上发表谈话,当中以近乎责备的语调提及香港的法治问题。

  他说:「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自由的底线。这个基石动摇了,底线退让了,如何保持繁荣稳定?…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司法机关切实履行维护法治的神圣职责,严明执法,公正司法,绝不能姑息纵容违法行为…。」

  一个在过去近20年经常高调标榜自己是法治社会的香港,居然被总管事务的「大老板」赤裸裸地质询在法治动摇的情形下,香港如何可以保持繁荣稳定?而特区政府和司法机关则被公开地责成严明执法,公正司法。作为香港人,我们情何以堪?而作为一位退休的执法人员,我更是一路听,一路汗颜。这些在殖民政府时期连发梦也发不到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现在竟然变成常态。归根究底,这一切都源自于在1997年前英国一份接一份的「英皇制诰」修订。

  自1985年到1991年,英国政府一共推出了3份修订,陆续把「英皇制诰」里百多年来一直授予港督的控制立法局、任免各级法官、乃至任免殖民地部门首长等绝对权力削除、限制、架空。不过,英国对「英皇制诰」的恶意修改在那时是方兴未艾。

  就在第3份修订推出后半个月,即在1991年6月7日,英国又推出了第4份修订。此份修订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一股脑儿搬来香港,写成有凌驾香港其他法律威力的「人权法」,明知道香港社会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承受这个巨大的冲击。

  试想想,立国已200多年的西方民主大国-美国也是在一系列的保留和声明下,才于1992年批准了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国内极有选择性地实施。为此,美国参议院还特别声明:「公约的第1-26条文规定不可自动生效」。可是英国却要香港一下子照单全收,就好像强迫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把人参、鹿茸等大补之药立即全服下去,这是对你好,还是下毒呢?。

  在回归前余下的几年,殖民政府急急忙忙地以「人权法」去清洗香港所有法例,把全部执法部门尤其是警队在公安条例里的执法权力大部分打掉。此外,彭定康更开始以此为幌子,不成比例地四处鼓动香港人聚焦人权,造成人权是无限制的错觉,只要以此为题,便可挑战政府,在社会中为所欲为。不多久,此种错觉便蔚然成风,对年青人的荼毒尤为深刻。当年的年青人现在已经在社会各界独当一面,包括很多现在在执法、司法部门的高层官员,于是乎便有了张委员长几天前的一番说话。

  从1991到1997年这短短6年的殖民最后岁月当中,英国没干别的事情,只是拼命推出对「英皇制诰」的修订,总共有5次,内容包括拿走港督对立法局的所有控制权、对所有法官的独断任免权等等。很明显,殖民政府在最后的岁月里,不是忙于卷包袱,而是照搬从印度及马来西亚等殖民地撤退时的一套,阴毒地修订香港的法规法则,制造矛盾及鼓励内斗,放任社会各个阶层与政府对着干。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所拥有的是被去掉大部分核心权力的特首、山头主义萌芽的部门、丧失了要害执法权力的警队、一群斗争意志高昂的政客与一批被宠坏了的市民,还有倾向同情政治斗争的司法界。于是乎,我们一步一步地『依循』英国人的设计,走到了2016年,面对现在的残局。

  张委员长临行时说:「…香港乱了,大家都一同埋单!」 无论你知道与否,愿意与不,我们香港人不就是正在埋单吗?

金一南谈香港问题症结:去殖民化工作基本没做

  原标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第一个问题: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

  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

  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

  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扞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着。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着名大学的着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

  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

  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义

  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扞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拔除这一“老根”。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

  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

  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

  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在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进步中国

  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

  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

  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实实在在地回答:“还有30亿。”邓小平说:“好,我全拿走。”朱市长当时就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邓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1978~1988年间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

  其次是军力的全新起点。

  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曾经,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邓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可以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建设,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超过邓小平当年设想的10倍还多。

  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当年都没能实现,关键是当时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这些设想,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已经迈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着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林左鸣董事长讲:“从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中国空军的实力可以说望其项背了,与美国空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实现与其并驾齐驱。”这是中国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今天中国国力、军力发展的真实写照,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与进步。再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私家车已驶入千家万户。

  回想一下,北京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年,我也曾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而现在,自行车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侧影”。虽然,今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也存在各种弊端,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无可否认的。

  再次是国际关系的新起点。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调整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今年“两会”期间,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哪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中国股市,从而影响全球股市,继而影响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今天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说明中国今天具备塑造国际环境的强大能力。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还要奋力攀过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金一南)

梁振英: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没有时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这规定并没时限,50年不变是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亦是来自中央的授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2号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主动提到,有青年人提出,在2047年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公决,其中一个选项是香港独立。梁振英强调基本法已经清楚写明,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不能改变。

  梁振英:“中英联合声明也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方针,以基本法规定之50十年不变,所以我们说的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并不是说主权50年之后可以变。”

  梁振英又指主权及领土完整是严肃的事,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授权,中央通过基本法保留了一些权力,包括香港政制发展的决定权及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要人大常委会批准等等,都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特区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向年轻人解释清楚香港的宪制地位。

  而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出席外国记者会午餐会时就表示,虽然知道港独不会成功,但有人尝试实践的过程,也会造成社会动荡。

  王振民:“香港言论自由完全被基本法和中国宪法保护,现在言论自由被促进了很多,这是事实。但在任何国家地区对此应该有合理的限制,我不认为港独会实现。我认为这些人的目标不会实现,但在为之进行尝试的过程,会造成很多冲突,增加社会不稳定性他重申言论自由有限制,一旦超越限制就会构成犯罪,法律会制止。”

香港跌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前三位 北上深排名上涨

  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再受挑战,在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9)排名中,香港跌出前三,以2分之差落后新加坡,跌至第4位。伦敦及纽约稳占前两位。分析认为,香港毋须过虑,惟应探讨如何在竞争愈趋激烈的金融环境中发挥所长。

  内地城市中,上海及深圳排名最高,分列16位及19位,排位均显著上升,北京排名23,上升6位。

  据《信报》消息,报告亦有一项“未来数年将成为更重要金融中心”的调查,在过去24个月期间,最多受访者选择新加坡,上海则排第二,而香港只排行第五位。

  香港(资料图)

  报告是由伦敦金融城调查机构Z/Yen Group发布,该机构统计了全

金融中心,总共参考了24495份评估报告,计算了105个项目而得出结论。

  根据最新排名,伦敦得到800分居首,较去年上升4分,并领先第2位的纽约8分。新加坡得755分排第3,香港则得到753分,较去年下跌1级至第4位。

  以下是该智库网站公布的前25名城市排名(观察者网注:全部排名请点击这里):

 

  前25名排名情况

  香港一直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自居,但此次跌出前三,伦敦及纽约则继续稳守全球第1及第2位,“纽伦港”将会改写?

  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告诉香港东网,第3或第4位的分别不大,香港在税制、金融自由度及人才资源上不输于新加坡,地位难被取代。香港与新加坡在排名的竞争上一直都不相伯仲,过去香港、新加坡及东京在排名上都互有竞争,这次排名降至第4的实质影响有限。

  庄太量认为,金融中心排名应考量一地的金融基建,香港的弱点在于,缺少国际企业来港上市;其次,香港债券市场发展亦较逊色。相较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上下波动大,亦是其弱点,所以香港无需担心被新加坡取代。

  另据新浪财经消息,“香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挑战不是与新加坡的‘双城’竞争,而是拉近与伦敦和纽约这些成熟金融中心的差距和不足。”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认为,香港必须加快建设全面、多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在激烈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站稳脚。

  近年内地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师周洪礼认为,香港与内地关系密切,内地增长放慢对本港经济环境有负面影响,加上本港零售及楼市转弱,遂进一步削减本港竞争力。

香港激进“本土派”扬言发动“图书馆战争”:扔掉简体书

  “港独”思潮近日持续在香港延烧,“繁简之争”又再次逐渐演变为热点争议。激进本土派团体“热血公民”成员之一、俗称“四眼哥哥”的郑锦满4月2日在脸书发文称,为保卫繁体字,发动“图书馆战争”,呼吁市民到图书馆强行将简体书下架。

  亲身示范下架简体书

  郑锦满在贴文中称,2006年至今,公共图书馆已购入多达60万本简体字书籍,“这反映港共政权的洗脑教育早已深入社区,荼毒香港下一代!”

  他还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辖下各区图书馆的藏书空间有限,便故意收起部分繁体字图书,以腾出更多空间混杂简体字书籍于繁体字图书的书架上。他警告称,简体字图书采用的都是大陆用语,家长稍有不慎,“孩子不但潜移默化地学习了大陆劣质语文,更连典雅正体字也弃如敝屣渐被‘洗脑’。”

 

  郑锦满脸书截图

  为此,郑锦满扬言,发起捍卫公共图书馆行动,呼吁守护香港每一代的市民,自发到图书馆内把简体字图书下架,“做到遍地开花,对抗染红残体书!”

  此外,他还上传所谓“教学短片”,亲身示范自己在“旺角中央图书馆”(实为花园街公共图书馆)的所作所为。视频中,郑锦满特意从书架中挑出简体字书籍,并示范将简体字图书扔到垃圾桶,放入书柜缝隙,藏在灭火器柜内等方式。

 

  郑锦满示范从书架挑出简体书(视频截图)

 

  郑锦满示范将简体书扔进垃圾桶(视频截图)

 

  郑锦满示范将简体书放入书柜缝隙(视频截图)

 

  郑锦满示范将简体书藏在灭火器柜内(视频截图)

  目前,郑锦满宣布参加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并积极布阵。此前,对于“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筹组新参政团体,郑锦满眼看所谓“本土派”票源被瓜分,抛出不少冷嘲热讽之词。

  立法会议员:比“焚书坑儒”还独裁

  据香港东网报道,康文署发言人回应称,对于近日有人到个别图书馆将馆内架上简体字书籍自行下架,深表遗憾,呼吁市民须爱惜书籍,切勿妨碍其他人士享用公共图书馆馆藏,以配合他们对信息、研究及阅读等需要。

  现时法例已订明任何人,不得故意妨碍其他人士使用图书馆设施,而令图书馆藏件遭受任何方式损坏的人士,亦须承担法律责任。图书馆职员如发现市民在馆内有违规行为,均会实时处理。

  立法会议员王国兴斥责郑锦满行为自私,强调图书馆是收藏各种书籍的地方,不能因个人不满而损坏公物及剥夺别人使用权利,希望市民三思,“如果真是收藏图书、破坏图书,市民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郑锦满”。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郑锦满这样做有机会触犯不少罪行,例如在网上发布煽动他人损坏图书的短片,有机会触犯香港法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条例》的第一百六十一条“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五年。

 

  郑锦满(资料图)

  马恩国又指,郑锦满将简体字图书丢到垃圾桶内,可能导致这些图书被当作垃圾处理,有机会干犯香港法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条例》的第六十条“摧毁或损坏财产”。根据法例,任何人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或损坏属于他人的财产,意图摧毁或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产是否会被摧毁或损坏,即属犯罪。

  马恩国认为,郑锦满所谓“销毁”图书的方式亦有机会触犯香港法律第132AL章《图书馆规例》第29条“故意损坏图书馆藏件、墙壁、门户等”。规例指出,任何人不得损坏或销毁任何图书馆藏件,或图书馆内的构筑物、固定附着物、家具或设备的任何部分。

  据《文汇报》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表示,所谓的“消灭简体字书”建议,较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独裁。当年秦始皇只焚烧六国诸侯国的史籍及部分儒家著作,《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及医药等书,均可获得保存。今次郑锦满不问书籍的内容及种类,凡简体字书写均不能幸免,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显示他极不尊重不同的文化,只欲通过破坏性行为,扼杀他人的求知机会。若按此逻辑,是否非繁体字的书籍都要销毁?那英文书籍是否又需销毁?近年内地学者及其文献,水平相当之高,在国际社会亦举足轻重,“港独”分子的行为如果不制止,将带来人类文明的浩劫。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指出,这些言论幼稚及荒谬,图书馆的书籍属公众物品,全港每一名市民均有权阅读,非个别人士的“资产”。部分“港独”分子通过激进的言论,粗暴扼杀市民争取知识的权利,这种手法实在非常之荒谬。今次他们主要呼吁在图书馆内收起书籍,将来难以保证这些“港独”分子不会有更加“标奇立异”的行为,做出烧毁书籍的举动,大众及图书馆管理人员应慎重看待。

  网民嘲讽此举幼稚

  香港媒体还收集到不少网民对此事的反应,据《星岛日报》报道,不少网民转载有关贴文并留言。有网民表示响应,亦有人不耻他的所为,”这种行为跟小学生把不喜欢的同学的书收起来或丢掉,这种小学鸡行为更令人不齿”,亦会加重图书馆职员的工作量,建议他倒不如捐出繁体书或向康文署投诉。另有人称,若图书馆补购买遗失的书籍,是浪费纳税人金钱,亦有网民反问他,凭什么不准市民阅读简体书。

  据《文汇报》报道,网民“Johnas Tsang”就质疑郑锦满弃置的简体字书籍,皆为科学或文学类书籍如《恐龙百科全书》、《点评红楼梦》等,反问他“这些书得罪你吗?”网民“Fung Wai Yin”则指出,不少学术研究都需要参考大量简体字书籍,很多是没有繁体字版本的,反问郑锦满是否有必要将作为“知识载体”的简体字书籍“一概抹杀”。

  更有网民突破盲点,指出“热血公民首领”黄洋达的小说《金融刺客》亦有简体字版本,揶揄经常道︰“勇武派很快就换成∶我们一直都说简体字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内容吧!只要文字内容服膺香港价值,就在本土!”

  港府回应“香港民族党”:“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

  公然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日前宣布建党,叫嚣建立所谓的“香港共和国”、废除《基本法》。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志民30日对此给出八个字予以回应:“严重违法,绝不可能”。香港特区政府30日发表声明,回应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评论香港有人公开宣称成立以“港独”为宗旨的组织。

  律政司:“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

  声明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稳定繁荣、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

  据香港《明报》30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接受访问时表示,根据《基本法》第1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根据《基本法》第12条,香港是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因此,鼓吹香港独立的行动违反《基本法》相关条文,亦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或其整体利益。

  律政司发言人说,一如所有涉及违反《基本法》或可能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律政司会密切关注事件,并与相关执法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采取合适的行动。

  特区政府发言人亦回应称,任何“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稳定繁荣、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

  不过,“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日前在记者会上坚称,该党没有违反《基本法》,但承认主张与《基本法》有出入,例如他们不认同香港自古以来属中国一部分,“我的(香港)开埠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唔知系边度,即系所谓细胞都未形成”(香港开埠时,中国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所谓细胞都没形成)。

  香港星岛日报还报道,对于律政司指主张香港“独立”或构成刑事罪行,香港民族党认为有关说法荒谬,叫嚣“香港民族党”将坚持“民族自强,香港独立”之理念,“推动香港脱离中国殖民统治,建成香港共和国”。

 

  香港又出新闻。

  3月27日,一个所谓的“香港民族党”宣布成立。其宣言听着还是挺脑洞大开的:该党声称提倡“民族自强,香港独立”,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国’,脱离中国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生活”。

  思变?

  可给媒体喂足了料。网上就有激进人士以此为据,抛出“香港人心已经思变”的说法;原本复杂的香港政局,现在被搅得更乱了。

  话又说回来,香港曾经是全球政治意识最淡漠的地区之一;要说香港“人心思变”,大部分人都想“闹革命”,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这个帽子安得有点无厘头。

  但大家同样觉得,“港独”声音频繁冒泡的观感也不是假的。如果我们把时间比例尺缩小,看看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香港动向,就能发现香港确实突然冒出了好多个打着“港独”旗号的新组织。这个事实又说明了什么?

  还得从这个新冒出来的党派说起。

  起因

  约两星期前,社交网站突然出现了一个名为“香港民族党”的专页。说来也奇怪,这个页面一直没有任何党员的资料;3月28日中午,其召集人陈浩天突然现身,宣布成立“香港民族党”。

  在记者会上,陈浩天提出了六大纲领,包括建立独立自由的“香港共和国”、捍卫港人利益、巩固香港民族意识、支持并参与一切有效抗争等。他还透露,会积极考虑派人参与9月的立法会选举、建立更多支持“港独”势力的组织和制作宣扬“港独”理论的文宣。

  注意看最后“透露”的内容,尤其是“参与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这一句——这才是整个记者会上最关键的信息。“香港民族党”成立的诱因和目的,也由此呼之欲出。

  选举

  参与起草《基本法》的香港资深大律师谭惠珠曾对岛妹说,现在的香港社会,已经由“行政主导”变成“选举主导”,一切行为都以赢得选票为目的。

  这一点,从今年2月份新界东议席补选的结果就可以看出。这是香港立法会举行的“占中”结束、政改被否后的首次选举。而旺角暴乱的参与者、“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居然赢得6万多张选票,排名第三,仅次于泛民和建制派,香港媒体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要知道,在投票日之前,尤其是旺角暴乱未发生时,梁天琦连“不被看好”都算不上,确切地说是“没被看到”,参与旺角暴乱后,他的人气才一路蹿升。

  因此,旺角暴乱、新界东补选衍生出的“梁天琦效应”,就成为走“本土”路线的政团陆续成立的诱因。“香港民族党”的成立,也极可能是受此影响和鼓舞。

  另外,在记者会上帮陈浩天站台的梁颂恒,是香港本土派政团“青年新政”召集人,其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占中”参与者,在去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该组织9人参选、1人胜出。

  今年9月份,香港立法会将举行换届选举。陈浩天对这些靠“反中”选举出位的人,心里估计是羡慕嫉妒恨,于是按耐不住政治野心膨胀,瞅准时机鼓噪声势,想借此赚取一定的政治资本,或“趁乱”浑水摸鱼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中争取席位。

  就连他自己也说:“梁天琦在新东补选获逾6万票支持,可见人心思变,香港本位已成潮流。”潜台词便是,梁天琦因旺角暴乱迅速上位,我现在比他更激进、更“胆大妄为”,是不是会更快上位呢!

  对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志民今天用8个字给出回应:“严重违法,绝不可能”。事实上,现在“香港民族党”一没有获得公司注册处的批准,二没有任何组织架构和人员名单,称其为“党”还不够格,顶多算一个激进分子团伙。

  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本土”、“反中”的口号看起来这么好用,这种局势,是否意味着香港的民意真的发生根本性改变?

  从表面看,“港独”市场确实更“繁荣”了:多个激进组织不断成立,前有“香港学民党”、“香港民进党”,昨又有“香港民族党”,所谓的香港政治“光谱”似有了新变化——由以往的建制派、反对派,演变成建制派、传统“泛民主派”、“泛本土派”、“港独派”等。

  但是,事实上这种“增加”,应该说是“组织数目”的增加,而非“民意支持”的增加。也就是说,闹情绪的还是那群人,成立了更多的社团和派别,而支持“港独”的民意并没有变多。但“港独”政团一增加,后成立的组织只有抛出更耸人听闻的言论,才能吸引眼球,分得一些票源。

  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就说,“香港民族党”不会挑动中央神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幼稚、肤浅的玩意”。香港部分大专生思想幼稚,对社会认知浅薄,完全不理会客观环境。真正搞港独的人不会高调组党,会瞅准社会气候先行动,并用本土利益作遮掩。

  我们从细节处就能得出一定的判断。在记者会现场,“香港民族党”成员除了陈浩天本人,只有另一位负责传媒联络工作的女子;在被多次被追问党员数目时,陈起初拒绝透露具体人数,再三被追问才称有30至50人,又以留下神秘感为由,拒绝透露其他成员的身份。

  现场没有民众支持,成员是大专学生,身份不知、资金不明,把这些已知项叠加,不难分析出陈浩天是不想透露还是不敢透露更多信息,也不难推理出会不会有什么“金主”在背后支持这股“港独”势力。

  换句话说,“港独”势力看似嚣张,但事实上到真正的选举关键期间,香港的选民仍然是非常理性的。在香港这个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中,商人是注重最实际的。对于绝大多数选民而言,繁荣、安定是最大的考虑因素。极端、激进的主张与思维,是与民意悖离的;香港社会也绝不会希望见到香港沉沦的一天。比如新界东的补选,不少选民投票给梁天琦,其实是对泛民、建制两大阵营以至整体社会现状皆不满意,被迫寻求新的政治路线。

  获得感

  岛妹还想对陈浩天所谓的“中国殖民暴政”多说两句。

  一位港商曾经对岛妹讲过一个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去香港汇丰大厦等朋友,突然内急想去上厕所,发现进厕所还需要“刷脸”:北欧白人用最好的,南欧白人用中等的,黄种人用最差的。而在更早期,香港人被英国人打、踢,钱财被强夺巧取也都是家常便饭——这些,才和“殖民暴政”沾得上边。所以,习总书记出访英国获最高礼遇,众多老香港人才会激动得泪眼盈眶。他反问:如今年轻香港人,吃的是内地特供的新鲜蔬菜,喝的是全中国最干净的水,享受来内地上学、就业的优惠政策,怎么反而不知感恩了?

  客观说,目前“港独”的主力是年轻人,也许是跟他们的经济“获得感”不强有关。香港确实在经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部分年轻人无法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就容易把一些社会矛盾或个人挫折,归咎到“一国两制”,给了“港独”滋生的社会土壤。

  但也正因为此,我们才必须对香港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准确的判断,更加集中精力搞好民生和发展。大家都安居乐业,忙着喝茶赚钱,谁还有闲工夫听人讲“闹革命”呢?

  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3月28日宣布成立

 

  “香港民族党”的Facebook页面截图

  从去年的旺角暴乱开始,一小撮港独势力开始猖獗。据报道,鼓吹“香港独立建国”的“香港民族党”昨日(3月28日)对外宣布正式成立。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祝捷形容,“港独”从理论思潮到社会运动,再演变成今日的政党形态,已经成为香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祝捷指从应对的角度而言,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乐观,即认为“港独”只是香港一部分人的观点。他说,“港独”以政党形态出现,表明“港独”已经在香港具有一定市场,因此对于“港独”思潮和“港独”政党,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和预防。

  三原因或促“港独”抬头

  被问到“港独”近年有抬头迹象的原因,祝捷认为直接的原因来自内地与香港互相之间的不了解,由此在交往过程中产生误解,例如内地民众赴港旅游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些行为可能令香港很多民众不能接受。

  而在历史方面,祝捷认为由于长期的殖民地化,香港在九七回归之后要建立对国家的认同感,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各种思潮确实有可能萌生,“港独”便是其中之一。

  祝捷还坦言,香港确实在经济方面存在问题,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因为无法分享到香港发展的红利,即“获得感”不强,就很容易把一些社会矛盾或个人挫折,归咎到“一国两制”,这一点亦给了“港独”滋生的社会土壤。

  他又强调,目前“港独”的主力是年轻人,这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将会很不利。

  “港独”黄台仰自曝勾结“藏独” 下月赴印度见达赖

  图:黄台仰(中)涉暴动案,昨出庭应讯/大公报记者蔡文豪摄

  港独”与“藏独”有合流之势!参与旺角暴乱的“港独”分子黄台仰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时自曝,下月将赴印度,参与在达赖喇嘛寓所举办的第十一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会议,历时长达十日。该会议达赖喇嘛也会出席,黄台仰声称届时会提出包括“本土意识”在内的议题。黄为此额外支付五万元担保金,获裁判官批准。案件押后至5月10日再讯。

  在旺角暴乱现场涉嫌指挥及煽动示威者冲击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早前被控以一项暴动罪。案件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提堂,黄台仰集资五万元,冀离港会达赖喇嘛,获裁判官批准。案件押后至5月10日再讯。

  被告黄台仰(22岁),报称无业,被控一项暴动罪,暂时毋须答辩。控罪指,黄台仰涉嫌于今年二月八日晚上至九日凌晨时分,在旺角一带与其他人士参与暴动。

  律政司助理刑事检控专员黎嘉谊昨日向法庭申请将案件押后七星期,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及索取律政司的法律意见,获裁判官批准。而黎嘉谊又不反对被告于期间继续担保。

  官准离港额外保释金五万

  辩方律师鲍安迪则申请更改保释条件,表示黄台仰将于下月26日至5月5日到印度,参与在达赖喇嘛寓所举办的第十一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会议,他指会议有逾千名青年参加,达赖喇嘛都会出席,届时黄台仰会担任讲者。律师希望法庭准黄于期间离港,而黄愿意额外支付五万元保释金,以证明他没有弃保潜逃的风险。而据律师在庭上透露,该五万元是黄从朋友中筹得。

  主任裁判官罗德泉听取双方的申请后批准被告保释,除现有的保释金及人事担保外,黄另需于4月26日至5月5日离港期间,额外要交出五万元现金,并遵守原有的保释条件。黄的原有保释条件包括:10万元现金保释、由其母亲作担保人的10万元人事担保、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住在报称的地址、宵禁、一星期三次到将军澳警署报到、若更改住址便需在24小时前通知将军澳警署,以及不得进入旺角道、花园街、登打士街及上海街等范围。

  黄台仰在庭外声称,自己是“藏传佛教”教徒,又扬言自己将会在印度出席会议期间,谈及香港及民族事宜。而被问到会否提到“本土意识”,他回应指:“唔单止本土意识”。

  据资料显示,自旺角暴乱事件后,警方至今已拘捕78人,包括68男及10女。其中,50人已到法院应讯,49人被控以暴动罪,一人被控“非法集结”。

  根据《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19条,如暴动罪在高等法院处理,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监禁10年。但在下级法院,经循简易程序来定罪,最高仅可监禁五年。

  研习营“独派”大聚会

  “本民前”发言人黄台仰自曝下月会赴印度参与第11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该研习营由“台谍”杨建利创办的“公民力量”主办。

  资料显示,这个所谓的“研习营”是一个汇集了各种“独派领袖”的政治聚会,当中有“疆独”、“藏独”及“法轮功”等极端势力分子,其间更有各种以反华运动为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班。

  香港代表参与研习会并非首次,去年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罗冠聪和社民连陶君行参与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10届研习营,并在会上大放厥词,宣称香港政改方案没有民主成分,不是“真普选”,甚至妄图鼓动国际社会逼迫本港否决方案。

  在过去几届研习营,达赖喇嘛都以视讯和与会者通话,亦曾发表书面致词,今届在其寓所举行,据昨日黄台仰的律师透露,达赖喇嘛将出席会议。

旺角暴乱“总指挥”落网 住处发现电磁炮及大批壮阳药

 

  图:警方在单位内拘捕另一名28岁男子

        在旺角暴乱于现场煽动指挥暴徒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匿藏多日后,行踪败露,昨日在天水围天晴邨友人家中,被警方破门入屋拘捕。警方在单位内搜出53万元现金、化学品、电磁炮及大批壮阳药等第一类危险药物。黄台仰与同行的28岁男子,涉嫌参与暴动罪被捕,带返天水围警署通宵扣查,令参与旺角暴乱被捕总人数升至72人。警方在拘捕期间,恐涉案单位内有危险爆炸品,警方爆炸品处理课人员一度奉召到场协助,消防人员亦在场戒备。

  匿天水围 同行男子亦被捕

  黄台仰自本月11日早上发布一段声称“黄台仰给香港人的最后一段录音”,煞有介事扬言“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后,离开寓所,再无露脸。据悉,警方接获可靠消息,指黄台仰匿藏在天水围,昨午警方认为时机成熟,派员掩至天晴邨晴海楼一单位拍门,惟屋内人士拒绝合作开门,警员于是破门入屋。

  据了解,该单位并非黄台仰的住所。警方在单位内,以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暴乱罪拘捕黄台仰(22岁),其同行的一名28岁男子则以涉嫌参与暴动及协助罪犯被捕,二人并涉嫌藏有违禁武器及藏有第一类毒药等罪名。黄台仰先被押送往天水围警署扣查,28岁男子则于晚上9时15分被押解往警署。而本民前于社交网站发文表示,已有组织成员及律师前往天水围警署协助黄台仰。

  另检伸缩警棍电磁炮武器

  警方于晚上展示在天晴邨单位搜查检走的物件,包括53万元现金、一批化学品、贴有“我要真普选”标语的“V煞”面具、一支伸缩警棍、一支电磁炮、多盒壮阳药约有100粒药丸的第一类危险药物,护手与护脚等装甲、电脑板、电脑、背囊等。

  由于警方担心搜获的危险物品有爆炸可能,一度召来多辆消防车及救护车到晴海楼楼下戒备,炸弹处理组人员稍后亦奉召到场,协助检查有关物品,现场气氛紧张。直至晚上八时许,消防员及爆炸品处理课先后收队离开。

  黄台仰被捕后带到天水围警署消息传出后,多名戴口罩男女在警署外徘徊,警方曾截查其中一名男子,要求他除下口罩核对身份证容貌。警方在警署外围设置“公众活动区”及架起铁马以防有人冲击,在场约有30名军装警员戒备,气氛大致平静。

  警方至今就旺角暴乱拘捕72人,包括63名男子及9名女子。

  【配稿】学者:暴力超过很多人的底线

  【记者龚学鸣】旺角暴乱过去两星期,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指,当晚的暴力“超过很多人的底线”,强调香港是文明社会,不理解为何有警察跌倒仍然被人打,有必要思考这种行为是否是情绪超越理智。精神科医生曾繁光说,不安源于港人活在焦虑的社会,一旦紧张就忽略行动后果,他劝喻年轻人集中精神,“在可行的路上争取”。

  叶兆辉昨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他直指,当晚的电视画面令人难以置信,示威者所使用暴力“超过很多人的底线”,令人伤心和沉重。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文明社会,难以理解为何有警察跌倒仍然被人打,要思考这种行为是否情绪超越理智,希望香港不会堕入“盲目的漩涡”。

  曾繁光就认为,港人应先肯定自己的价值,才可以继续“行下一步”。至于现在的不安,是源于港人活在焦虑的社会,一旦紧张就不去想行动后果。他劝喻年轻一代集中精神,“在可行的路上争取”,在“牺牲”前想清楚是否值得。他又呼吁市民要重新学习珍惜,思考香港未来,能否依旧可让人安心在凌晨的旺角街头行走。

  【配稿】指挥冲击 发布“最后录音”匿逃

  【记者冼国强】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召集人黄台仰,被指于本月九日的旺角暴乱中,参与并指挥暴力冲击,其间有本民前成员到黄的办公室,用客货车运载护甲及盾牌等物资到旺角冲突现场。但黄事后否认早有预谋,又在通过Facebook发布一段“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录音后,便“人间蒸发”,直至昨日被捕。

  早于二月九日中午,本民前便在网上号召群众当晚到旺角朗豪坊一带支持熟食小贩,称“若大家不想失去旺角夜市,必须勇武悍卫!”随后又扬言“系香港人就出来同公安城管开年。”当晚11点,一批示威者以支援小贩为由,与警方对峙,黄台仰则站在车上指挥示威者冲击警方防线,更现场大叫:“希望你们用尽所有方法去告诉其他人,希望他们来到旺角支援这批市民。”他其后又在最前线跟警方对峙,造成双方激烈冲突,最终逾90名警员及记者受伤。

  事发翌日,黄台仰接受电台访问时,否认预谋製造暴乱,但称不介意被标籤为“暴徒”,又自曝当时有成员因应情况前往其办公室,以客货车运载护甲及盾牌等物资到旺角冲突现场,“呢啲(物资)一直也有,都唔系第一次攞出嚟用”。至于有传媒拍摄到有本民前成员冲击警方防线及掷物,他称只是希望警方让路予市民离开现场。

  11日,黄台仰通过本民前Facebook,发布一段长约四分半钟的录音,报称此录音可能是黄最后一段能够和大家公开的说话。他在录音中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惟当他慢慢成长,见到香港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他走出来参与社会运动,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他又“预告”,将会有更多的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最后以“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八个字作结。之后,黄便如人间蒸发般下落不明,直至昨日被捕。

  黄台仰过往多次作出崇尚暴力的言论,去年九月曾公开鼓吹香港市民要发起“武装革命”,12月更“歌颂”在立法会垃圾桶爆炸案的犯案者是“义士”。他更多次参与激进行动,目前已至少五次被警方拘捕及起诉。

  【配稿】逾千市民游行反暴力

 

  图:工联会举行“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大游行/大公报记者林少权摄

  【记者文轩】旺角暴乱震惊全社会,工联会昨发起游行,逾千市民发出“反暴力、守香港”的震天呼声!工联会代表批评,一小撮打着“本土”旗号别有用心的人士,组织暴徒挑起事端,袭警察,焚杂物,破坏私人财产,危害公共秩序,做法令人髮指!市民大众不能继续沉默,应齐声向暴力说“不”。

  游行以“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为主题,下午三时许,逾千工联会属会会员及市民在湾仔港湾道花园集合。工联会会长林淑仪在发言时表示,大年初一发生的旺角暴动,引致超过120人受伤,当中包括90名执勤警员及数名记者,暴徒令人髮指的行为,除破坏香港法治外,亦令社会进一步撕裂,该会呼吁会员及市民一齐向暴力说“不”。她指出,香港一直有言论及集会自由,不少团体皆会理性表达声音;香港人亦一贯热爱和平、珍惜和平,大家也希望维护香港稳定与和平。

  斥反对派颠倒是非

  林淑仪强调,反对派引发的“本土”派是在与社会与市民为敌。她呼吁家长要关注子女行为,慎防受本土分离、“港独”思想影响。但她指出,工联会不主张“以暴易暴”,她希望市民要有和平理性包容态度反对暴力,维持香港社会稳定和平。

  该会理事长吴秋北则指,一些打着所谓“本土”的别有用心人士,蓄意藉故对非法摆卖小贩的支援发难,组织暴徒挑起事端,製造社会不安,行径与恐怖主义无异,但反对派不仅帮其煽动群众,事后更助其开脱,简直是是非颠倒。

  游行队伍由港湾道花园出发,游行到湾仔警察总部,沿途高呼“反暴力守香港”、“本土分离祸国殃民”等口号,途中不少司机及市民向队伍挥手支持。参与游行的许先生表示,暴乱破坏了香港的整体形象,减少外国投资意欲,令本地市民搵食更加艰难。余女士则对社会上的激进风气感到担忧,认为家长应对年轻人言传身教,树立好的榜样,令年轻人知道违法需付出相应的代价。文大姐更是直呼“顶唔顺”,必须向暴力行为发出市民的咆哮。她强调,法官对暴徒的仁慈,就是对市民的残忍,呼吁法官切勿轻判。

  歷时约一个半小时后,游行队伍全部抵达警察总部,大会指有1300人参与了是次游行,警方则指高峰期有900人。工联会代表向警方递交心意牌,并为警方送上慰问及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公民党撕破画皮宣“港独”各界批拥抱激进走不归路

  公民党昨日在facebook发表名为《为香港而立:本土、自主、多元》十周年宣言,声称要结合议会内外的公民力量,包括必要时诉诸公民抗命的方式,抗衡当前崩坏的制度,又称要探索和确立香港这个所在地的全新定位云云。建制派批评公民党倾向“本土分离”主义,“愈来愈不对路”,绝非香港之福;民主思路召集人、前公民党成员汤家骅未具体评论公民党,但认为“泛民”走向激进。

  十周年宣言内容极尽歪曲,声称中央政策重“一国”轻“两制”,影响深远,而当下“一国两制”正走样,眼见形形色色让人侧目的“去本土化”手段,蚕食香港精神及文化,“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与香港市民站在一起,重新思考我城的未来,探索和确立香港这个所在地的全新定位。”宣言又称,要为长远准备,誓必扞卫港人权益,守护维系香港整体的福祉云云。

  极尽歪曲“一国两制”

  宣言又提到,“公民党将坚守本位,扞卫香港人的尊严、话语权和选择权。我们将结合议会内外的公民力量,包括必要时诉诸公民抗命的方式,抗衡当前崩坏的制度”。公民党扬言,香港必须自主制定移民、入境及人口政策,一方面保持开放多元、绝不排外的原则,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来界定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云云。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批评,公民党逐渐倾向本土分离主义,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进行反中反港的活动,他相信中央绝对不会容许香港出现分离国家的叛国行为。王敏刚表示,过去两年公民党已经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一直与外国势力勾结,利用“一国两制”下的宽松环境以及香港的法律制度,进行反中反港的活动,如果他们走向激进的“本土分离”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他认为,本土分离主义或“港独”势力,人数虽然少,但在香港的舆论环境下,声音显得很大,所以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愈来愈激进非港之福

  民主思路召集人、前公民党成员汤家骅表示,由于当日因为理念分歧,所以才离开公民党,既然已经离开,亦不想评论公民党任何事务。不过,他认为“泛民”在议会的表现较以前激进,“我做议员11年,从来未见过有人带‘大声公’入议会。”假如市民支持“泛民”走向激进,便应该清楚在九月立法会选举时清楚表达。汤家骅又表示,不认为现时行政立法关系能够改善,因为那是鸡与鸡蛋的问题,“泛民”可能认为政治环境恶劣所以才变得激进,而政府可能认为“泛民”激进令政治环境变得更恶劣,希望特首梁振英能够带头改善。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谭耀宗表示,公民党比以往愈来愈激进,例如发言及议会行为,与激进派并无分别,所以汤家骅才会选择退党。他续说,原本以为公民党大多是律师出身,较为“高贵”,与激进派不同,“但而家公民党却拥抱激进派,佢?愈?愈唔对路。”他指出,公民党担心“本土派”分薄票源,又担心选民变得激进,结果公民党亦走向激进,绝非香港之福。

  工联会副会长黄国健说:“公民党藉本土为名,搞政治为实,企图将香港与内地分离。”他续说,公民党成员“贵为社会精英”,根本没有理由不知道“港独”是不可能,而公民党亦希望从新兴激进势力之中建立形象,惟有更激,这条路只会是不归路。

“旺角暴乱”煽动者在香港密会美国官员

梁天琦(左)和外国男子(右)相谈甚欢(图片来自巴士的报)

  香港极端本土派人士昨天承认他们与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会面,但拒绝透露会谈内容。被媒体撞个正着的这两名香港极端本土派人士是梁天琦和黄台仰,他们都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主要成员,这个组织参与制造了今年春节期间的旺角暴乱,暴乱导致包括数十名警察在内的约130人受伤。

  旺角暴乱后,梁天琦在2月底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意外冒头,许多香港人担心鼓吹暴力的极端本土派将给香港政治和社会带来危险和痛苦。美国驻港总领馆发言人昨天辩解称,他们可以与香港各界人士会见,但与梁天琦和黄台仰一样,拒绝透露会谈内容。

  在中国,香港是个有着独特特点的地区,多种海外势力聚集在那里,前年9月非法“占中”运动以来,香港社会撕裂、政治冲突加剧,被视为有外国势力插手干预。美国驻港总领馆人员此次密会梁天琦、黄台仰这种鼓吹政治暴力、官司压身的人物,很容易被理解为在释放错误信号。(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环球时报记 者范凌 志崔杰通)

  黄台仰:旺角暴乱“总指挥”,涉暴动罪被捕

  黄台仰出生于1993年,曾经就读于香港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和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自称是一名自由室内设计师。

  大年初二香港旺角暴乱前,黄台仰站在小型客货车车顶上,利用扩音器“指挥”示威者。事后,黄台仰还在网上发布录音,叫嚣“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后便没有露面。

  2月21日黄台仰被捕,之后扣查于香港天水围警署。警方已落案起诉他一项暴动罪,案件2月23日在香港九龙城法院提堂。

  控方在庭上指出,黄台仰是旺角暴乱的牵头人物,他于天水围被捕时,曾佯装室内无人,以致警方需破门入屋,认为他有可能弃保潜逃,反对让他保释,并透露可能加控其他罪名。

  法庭最终批准保释,但黄台仰须遵从宵禁安排等。案件押后至3月22日再提堂。

  港媒此前报道,警方从其藏身处搜出的物品令人瞠目结舌:警棍、护甲、电磁炮、面具,还有大批化学物品和“伟哥”等壮阳药。尤其是查获硝酸铵等化学品令香港舆论震惊。

  报道称,警方在黄台仰藏身处查获一批化学物品,包括可制造炸药的硝酸铵、PEG400聚乙二醇及二氧化硅。化学专家认为,上述化学品在普通市民家中并不常见,一旦发生爆炸,恐造成人员伤亡。1995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主犯就是利用5000磅硝酸铵,加上一种爆炸性燃料制成汽车炸弹,造成超过160人死亡的惨案。

  黄台仰过往多次作出崇尚暴力的言论,去年九月曾公开鼓吹香港市民要发起“武装革命”,12月更“歌颂”在立法会垃圾桶爆炸案的犯案者是“义士”。他更多次参与激进行动,目前已至少五次被警方拘捕及起诉。

  梁天琦:内地出生,鼓吹“勇武抗争”

  作为“本土民主前线”另一发言人,梁天琦也是旺角暴乱参与者,先被保释的梁天琦当时被问及黄台仰下落时,称自己保释后与黄没有联络。

  2月23日,香港立法会举行新界东补选,梁天琦则拿到66524张选票,在7名候选人中排名第3,高票落败。

  旺角暴乱后,梁天琦知名度大增,补选前甚至一度出现“弃杨(岳桥)保梁”声音。

  此前,选举事务处指出他的选举邮件违反基本法,所以拒绝免费投寄,其选举邮件当中包括“自决前途”等违反基本法字眼,而“以武犯禁”、“勇武抗争”则涉及鼓吹暴力。

  被问及何时才是“抗争”的终点,梁天琦不惜恐吓市民,指小学时代会叫“董建华下台”,现在不会再叫梁振英下台这么简单。

  日前,梁天琦还被爆料出生在内地,母亲则是来自武汉的新移民,自己1岁时才到香港。梁天琦本人也承认了这一说法,在接受香港《星岛日报》采访时,他回应称,只要尊重香港文化,扞卫香港核心价值,便是香港人。

  《星岛日报》3月8日报道,梁天琦投身成为“本土派”,源于中学时看过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及黄毓民于立法会议政表现。梁形容两人属“政治启蒙老师”。

  他在“占领旺角”期间认识“本土民主前线”发起人黄台仰,因此加入“本土民主前线”。

  曾参与反高铁反政改的他,对于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提倡的公民抗命表示赞赏,但就质疑其成效。占领运动期间龙和道升级的一夜,有同学被打至血流披面,梁天琦惊觉“和平理性非暴力其实在推我的同学去死”,因而转信“以武制暴”。

“旺角暴乱”是西方再次发动的“颜色革命”

  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发生了暴乱,到初二香港警方共拘捕涉案人员64人,90多名警员受伤。这不是偶发事件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暴乱,时间选在中国人民传统春节,地点选在地形比较复杂旺角地区,参加人员戴着口罩,准备了引火材料,直接对警员动武,就是要破坏香港安定祥和的春节。

  有预谋的暴力事件

  至从2014年的“占领中环”开始,“港独”势力就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一刻也没停止破坏活动,他们制造暴力事件、进行蛊惑宣传、制造金融动荡、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企图用香港基本法替代宪法与大陆分庭抗礼。暴力冲突、街头运动、动荡失序使法治香港特区政府遇到了不断的挑战。

  “旺角暴乱”是“占中”事件的继续,“占中”撕裂的社会没有愈合,反而走向更深的对立。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制造舆论说大陆的发展改变了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大陆抢走了香港的转口贸易市场,使香港居民生活产生了落差,年轻人就业困难,房价无法承受得不到政府支持。西方从不提自己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并以保送到国外留学作诱饵,煽动一批幼稚年轻人上街制造动乱。

  这次“旺角暴乱”一发生,国外舆论就立刻借鸡下蛋迅速给这场暴动起个好名字“鱼蛋暴动”,似乎“雨伞革命”没有得逞,现在又可以鸣锣开张了。小贩不是“鱼蛋革命”的主角,仅仅是被推到前台的演员。7日晚之前,“人民民主前线”等极右政治团体就在社交网站上呼吁市民前往旺角支持夜市。所以等食环署晚上去清理无照摊贩时,马上就有人出面阻止执法。暴徒们事先准备了砖头及尖木棍直接对落单的警察围殴,沿街纵火、砸车致使90多名警察受伤。

  施暴与“鱼蛋”小贩根本无关,而是在“占中”中“锻炼”出来的一群激进分子,戴着口罩、挥舞着棍棒、带着引火材料、由香港籍越南人冲锋在前,自编、自导的制造了一次“出场机会”企图破坏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

  正如香港自由党向警务处发公开信中所说,“旺角暴乱”是有计划、有预谋、公然挑衅香港法纪的“暴力行为”,是与全港巿民为敌。

  本轮世界金融大战刚刚拉开序幕,石油美元正在受挫,索罗斯挑战中国央行刚刚败下一阵,华尔街就大举发动对人民币作空;克里访华收获微薄,美国威尔伯号战舰就公然闯入我西沙中建岛遭我驱离,CNN把暴乱说成“民主革命”,看似香港暴徒在动,实则是大棋局博弈中的一步。

  是极端势力在害香港

  香港东网、明报等港媒报道,此事件是激进的香港本土派“民主前线”及其他组织成员,以声援小贩为由,蓄意挑起,在警方人力最薄弱时发难,调动数十名精壮“口罩男”袭警及纵火,并有车辆运送武器及不明液体到场,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部署精细的暴乱。

  暴乱发生后,西方舆论唯恐天下不乱,煽风点火。英国路透社用“香港警察在处理骚乱时向天空鸣枪驱散示威人群”。德国之声则称香港警员的对天开枪“激发了更多示威者到场”,罔顾事实,歪曲本质引导世界舆论,标榜西方所谓的民主,却不提西方在处理此类动乱时所采取的办法。美国在处理袭警时可采取当场击毙,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警方开展了长达数年的逮捕行动,至2014年已有近8000名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被捕;2005年巴黎骚乱中,法国警方逮捕4700多人,将650人送进监狱;2011年英国伦敦骚乱中,仅首都地区警方就逮捕将近3900名参与骚乱者。而2014年发生在香港长达2个月的 “占中”事件,严重地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无法进行,香港警方到最后仅拘捕了320余人。

  “占中”事件,对香港社会的破坏已经显现。香港政府统计,2015年,香港零售业销售总额降至4752亿港元,为自2012年以来新低,较2014年全年下跌3.7%,跌幅甚至比2003年SARS期间下跌2.3%更为惨烈。香港旅游局统计,2015年12月的到港游客数量下降了近16%。春节期间,紫荆广场的游客稀稀落落。

  而香港警方的防卫性向空中呜枪,竞被西方媒称“激发了更多示威者到场”其祸心则不言而喻。对这些媒体一再重复的“戏码”,绝大多数香港人包括港媒,已逐渐清楚地知道了是谁在害香港。

  香港多个旅游界组织包括旅游业从业联会、导游总工会均发表声明,支持港府和警方严正执法,维持社会秩序。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希望警方彻查,早日将行凶者绳之于法。

  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称事件是“占中的延续”。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表示,事件令香港蒙羞。

  花样翻新的“颜色革命”

  从2013年发起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到2014年9月的正式“占中”、再到2月8日的“旺角暴乱”,实质是花样翻新的“颜色革命”,“港独”势力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背后有西方大国势力插手。“颜色革命”在香港社会掀起了对立和动荡风波,给特区政府造成了严重压力。

  香港的“颜色革命” 是全球乱局中的一个节点,与中东问题、ISIS、乌克兰、美国挑战西沙主权、金融动荡具有类似特点。从事件上发生的原因看,是西方策划利用了香港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促发“颜色革命”的结果。从外因方面看是美国金融资本市场信心缺失、内在恐慌的一种反应,石油美元下降、重金属上升、世界金融秩序崩塌,必然要制造新的危机。

  相反香港越是和谐稳定,就越有利于香港民众的利益,越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然而,受国外势力影响,有些人总想借机兴风作浪、闹腾出一点动静来,把社会搞乱、把局面搞复杂,配合主子改变格局,以图从中渔利。他们是香港稳定的搅局者,是极端反华势力和西方在香港的代言人。西方政客们清楚地知道靠外部势力很难影响中国高速发展进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出资金豢养一批洋奴为西方效力,用所谓的民主、普选、打着所谓的“真普选”旗号以图蒙骗社会、公众来搅局,通过违法 “占领中环”“旺角暴乱”瘫痪香港经济以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

  如果香港极端反对派真想表达诉求,就应当以和平、理性、合法的手段表达诉求,而不是如此公然破坏法治、破坏稳定、破坏秩序。他们要求“真普选”是假,借机生事替主子推动“颜色革命”是真。表达诉求是假,搞乱香港是真,其根本目的就是破坏我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实施。

  香港社会各界对“旺角”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在积极稳妥中推进,到2017年如期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是既定的目标。这是中国“一国两制”的统一大业的整体设计,任何人都阻挡不了。香港极端反对派企图在西方暗中支持下,通过违法的方式来分裂祖国统一大业,只能是痴心妄想,他们绑架香港民众只能把自己加速推向香港民众的对立面。

  这次暴乱让绝大多数香港民众进一步看清了香港激进分子的本质,看清他们对法律的无视、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肆意践踏以及对香港社会的无情无义。香港社会是法治社会,必须重塑香港司法机关的法治权威,“旺角暴乱”是香港的一次机会,只要香港民众看清事实,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有信心、有能力粉碎西方势力对香港发动的“颜色革命”。

  搞乱香港,是香港极端反对派及其背后“黑手”企图分裂中国统一,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目的。保持香港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利益所在,香港只有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才能发展得更富强、更加美好。(纪明葵 国防大学教授)

达赖集团“政权”交接内幕:新头目与美政府关系密切

  2016年伊始,境外流亡藏人群体就“热闹”非凡。多名“藏独”头目因“大位”之争,发生内讧。而此时,达赖偏偏远赴美国治病。观察人士指出,达赖不“在家”坐镇时,“政权”交接如此混乱,说明他的“接班人”毫无影响力,根本不成气候。而今天的局面,也是5年前达赖集团“棋错一着”的结果。

  2011年,达赖喇嘛自知已届暮年,担心哪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藏独”就没人领着干了。再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搞政教合一制度,还以“政教领袖”身份活动,只能四处碰壁,还不如只以“宗教领袖”身份窜访更方便些。于是,达赖想出一着:一改“首席噶伦”历来由自己指定的做法,用“竞选”方式产生;宣布自己“政治退休”。

  (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前冉冉上升)

  这年4月,被达赖相中的、在美国生活且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位年轻藏人,据说仅以区区2万多张选票,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更自不量力的是,这位新头目还没上台就想表现一下,公开提出要以“西藏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谈判,结果被中央统战部朱维群当头一棒。朱维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流亡政府”,不管由谁当什么“首席噶伦”,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代表对话的资格。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中央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以来,一直都是同达赖私人代表谈,而不是与“流亡政府”代表谈,允许谈的和能谈的也不是 “西藏问题”,而只是达赖的个人前途。这一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都了然于胸。据知情人透露,每次达赖私人代表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时,都不忘申明自己是代表达赖喇嘛,不代表“流亡政府”。可是,这位新头目却偏偏提出以“西藏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央谈判,中央自然不会理睬。

  他或许认为,只有干出点动静来中央才会重视,反正达赖喇嘛已把“政权”交给他了。于是,开始以“藏人领袖”自居,公开喊出“要带领600万藏人争取独立”。这分明是没把达赖放在眼里?于是,达赖找了个机会,在带着这位新头目窜访澳大利亚时,当着众多藏人公开强调:“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代表600万藏人”。当时,站在达赖身边的这个“首席噶伦”好不尴尬。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达赖也罢,这位新头目也罢,能代表境外那一小股“藏独”分子就不错了,哪有什么资格代表600万藏人?达赖好歹有个中央给他的“达赖喇嘛”封号,你这个新头目呢?或许自认为当上“首席噶伦”后就是个“名人”了,可在中央那里连个“人名”都还没有。

  (“3.28”百万农奴解放日,昔日农奴将这一天当做自己的生日)

  观察者分析,不管新头目如何折腾,他在境外藏人中的威望恐短时间难以树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出身背景。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从未到过西藏。这个口口声声要接掌“西藏独立”事业的人,在当选前常年生活在美国,对西藏的认知基本限于道听途说。另外,他在美国的个人利益,也让达赖放心不下。境外某知名“藏独”网站顾问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曾爆料,“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确实持有美国护照或绿卡;不清楚他是否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超过15年;也不清楚他在世界穿梭旅行和在美国获得银行按揭,是否仅凭一张印度的居住证?但清楚的一点是,他在美国奠定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经济基础,而他的家人已经移民美国。”

  第二,路径冲突。这位新头目的政治生涯始于暴力恐怖色彩浓厚的“藏青会”,该会从一成立起就宣称“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手段争取‘西藏独立’”。他上台后,发生了接二连三的藏人自焚事件,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弄得声名狼藉,更把“中间道路”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他所代表的“少壮派”急于实现“藏独”,而“老一辈”藏人又不想马上招来灭顶之灾,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第三,搅局接谈。达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自这个新头目宣称要以“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国政府“谈判”后,自己就再没能同中央说上话。他的前任无不感叹地说:由于北京方面施压,国际社会一般都会对“流亡政府”官员避而远之。没有他的时候,中央还能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谈。达赖必须承认,只要还想谈,这个“首席噶伦”就是个“搅局的”。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

  第四,困境丛生。说一千道一万,“流亡藏人”生活每况愈下,才是这个新头目难以服众的真正原因。据法广新闻网报道,自这个“首席噶伦”上台后,大多数“流亡藏人”定居点的失业率已超过20%。如此高的失业率迫使“流亡藏人”必须外出务工,但没有国籍无法拿到签证,只能被束缚在定居点,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教育、医疗得不到任何保障。许多“流亡藏人”要求他务必要解释清楚,为何要让大家保持“难民”身份以博得世界对“流亡藏人”的同情,而他则可以在美国安置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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